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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答记者问
高教视点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从何处着力
强化系统思维，统筹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敢于直面哪些真问题
高校探索建立特色实验班原因何在
高校有组织科研如何“落地生花”
学术不端事件频发，科研诚信问题怎么解
“缺标评审”有利于高校教师分类发展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实障碍及其破解机制
高校动态
浙江大学深挖学科育人资源 着力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山西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医学院前沿医学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答记者问
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责人就《行动计划》有关内容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请问《行动计划》提出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在指导思想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切实把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筹政策与制度、学科与人才、技术与环境，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培育学生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和不懈奋斗、荣辱不惊、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基本原则上。一是坚持全面发展。完善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坚持学习知识与提高全面素质相统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坚持健康第一。把健康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把解决学生心理问题与解决学生成才发展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把心理健康工作质量作为衡量教育发展水平、办学治校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三是坚持提升能力。统筹教师、教材、课程、学科、专业等建设，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建设，全方位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心理问题预防和监测机制，主动干预，增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坚持系统治理。健全多部门联动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聚焦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核心要素、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补短板、强弱项，系统强化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在工作目标上，到2025年，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达到95%，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比例达到60%。上述两个目标的确定，充分参照当下工作现状，充分考虑了在更加有力工作措施下的前景。据测算，两个目标可以如期实现。
请问《行动计划》如何落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答：《行动计划》提出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一是以德育心，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德育思政工作全过程，融入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和学生成长各环节，纳入“三全育人”大格局。二是以智慧心，优化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注重维护学生心理健康。三是以体强心，发挥体育调节情绪、疏解压力作用，实施学校体育固本行动，开齐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课，支持学校全覆盖、高质量开展体育课后服务。四是以美润心，发挥美育丰富精神、温润心灵作用，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广泛开展普及性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积极向上的美育实践活动。五是以劳健心，丰富、拓展劳动教育实施途径，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磨炼意志品质。
请问《行动计划》对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一是开设心理健康相关课程。中小学校要结合相关课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普通高校要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原则上应设置2个学分（32—36学时），有条件的高校可开设更多样、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选修课。托幼机构应遵循儿童生理、心理特点，创设活动场景，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二是发挥课堂教学作用。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树立自助、求助意识，学会理性面对困难和挫折，增强心理健康素质。三是全方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编写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读本，向家长、校长、班主任和辅导员等群体提供学生常见心理问题操作指南等心理健康“服务包”。依托“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中考和高考等重要活动和时间节点，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等作用，增强同伴支持。
请问《行动计划》对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监测提出了哪些途径？
答：《行动计划》提出，将组织研制符合中国儿童青少年特点的心理健康测评工具，规范量表选用、监测实施和结果运用。组建面向大中小学的国家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监测专业机构，构建完整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体系。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县级教育部门要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测评，用好开学重要时段，每学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学生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指导学校科学规范运用测评结果，建立“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档案。高校每年应在新生入校后适时开展心理健康测评，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合理增加测评频次和范围，科学分析、合理应用测评结果，分类制定心理健康教育方案。
请问《行动计划》对完善心理预警干预提出了哪些办法？
答：一是健全预警体系。县级教育部门要依托有关单位建设区域性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规范心理咨询辅导服务，定期面向区域内中小学提供业务指导、技能培训。中小学校要加强心理辅导室建设，开展预警和干预工作。鼓励高中、高校班级探索设置心理委员。高校要强化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四级预警网络，辅导员、班主任定期走访学生宿舍，院系定期研判学生心理状况。二是优化协作机制。指导学校与家庭、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等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加强物防、技防建设，及早发现学生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畅通预防转介干预就医通道，及时转介、诊断、治疗。健全精神或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复学机制。
请问《行动计划》对心理人才队伍建设有何举措？
答：一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完善《心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加强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相关学科专业和心理学类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二是配齐心理健康教师。高校按师生比例不低于1：4000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且每校至少配备2名。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鼓励配备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教研制度，县级教研机构配备心理教研员。三是畅通教师发展渠道。组织研制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形成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资格制度、教师职称制度相互衔接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体系。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称评审可纳入思政、德育教师系列或单独评审。定期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支持社会力量、专业医疗机构参与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提升行动，用好家校社协同心理关爱平台，推进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源开发和培训，提升教师发现并有效处置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
（来源：教育部网站，本文有删节）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从何处着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集中部署和系统谋划，为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指明了新的奋斗方向。
当前，教育、科技、人才的协调发展尚存在一些现实难点。一是块状工作在政府分工中还未统合。教育、科技、人才在国家和地方的管理体制中，分属不同职能部门，一体化推进中存在无形阻力和制度成本。二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仍需完善。目前，高等院校在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上的力度还不够，与基础教育、继续教育的衔接还不到位，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仍需优化，在造就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及其后备人才中发挥的力量还有限。三是企业界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程度有待加深。企业界作为人才需求方，如果继续缺席教育改革，教育与社会、企业的供求失衡局面很难得到根本改善。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要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必然对应内在的关联统一性，即三者共同关联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共同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并最终统一于人的现代化。三者的融合发展必须以教育为动力源，各项政策应促进三者的协同发展、螺旋互促和动能转化。
加强部门联合，提出建设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世界科技中心的长期战略任务。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与人才工作，需要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优化政府领导分工，促进不同部门工作人员的流动和跨部门培养，统筹考虑教育、科技与人才资源配置，建立跨部门联席制度，在三者的良性互动、协调互促和衔接发展中更好地发挥“集成”功能，提升创新整体效能。同时，可以根据国际发展宏观形势与我国综合实力，适时酝酿并提出建设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世界人才中心和世界科学中心任务，三者相生相伴，具有一定的规律，我国应提前布局和战略谋划。
系统发挥创新创业教育作用，顶层设计创新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体系、制度与课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聚焦面、着力点。应重新认识和定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功能价值，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是缓解就业难题的“缓兵之计”，而是关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发展的长远之计。作为高等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创新创业教育面向社会需求，秉承创造、创新、创业相融合的理念，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为最终目的，是推动教育改革、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自主培养的有效路径。面向未来，高校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上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进一步明确定位、做好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布局，通过培养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引领社会发展。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度衔接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地结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要素高效流转。形成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企业为支撑、创新龙头企业、“瞪羚”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为引领的创新企业集群，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形成创新人才的集聚地。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的有组织科研攻关，在国家重点急需领域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协同支撑的创新联合体。大力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中介、科技金融、中试机构、概念验证中心等市场主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以及政策链的深度融合。还要创建长效机制，倡导企业界建立支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常设机构。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教育改革与科技创新活力，对教育与科技发展形成主体性支撑。当前，高校人才发展的各项改革主要侧重于评价改革层面，关于如何善选、善用高层次人力资源仍有待提出系统性方案。随着国际高层次人才竞争的白热化，我国高等教育界要秉承开放的人才观，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充分营造适宜高层次人才发挥才干的生态环境。
（来源：《中国教育报》，作者：倪好）
强化系统思维，统筹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
继2021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后，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再次发布《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就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然而，面对当下高等教育乃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落实好《方案》既需要对当前复杂形势有清醒判断，也需要对推进工作的系统思路有创新设计。
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面临更复杂形势
当前，现代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交互影响，使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科学性、有效性面临更大挑战。同时，知识正呈指数增长，从知识到产业的周期大为缩短，机制也更灵活，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产业结构升级日益凸显出的跳跃性，与知识系统化、制度化以及知识传承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张力正在加大，这给学科专业结构优化中平衡、适应外部需求与尊重内在规律的关系增添了诸多变数，也给准确研判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增添了太多不确定性。
庞大的高等教育基数也使学科专业调整面临改革、发展、稳定交织的复杂问题。
《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而据统计，2022年我国共有高校3013所，各类在学人数达到4655万人。显然，优化调整20%左右的学科专业点涉及的教师和学生数量是巨大的。庞大的群体不但意味着巨量资源的占用，也隐含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消化这些可能影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策略，操之过急或操之简单都可能使改革半途而废。
与庞大教育基础同时出现的还有适龄人口下降与就业压力上升的相互交织，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追逐热点对学科专业调整的冲击。
近年来，我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总规模已经趋稳并显现出下降势头，这影响到了国内高校的生源结构。未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下降将使以招生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高校、民办高校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在入口供给不足和出口需求不旺的共同挤压下，争上热门专业无疑将成为吸引生源和扩大就业的“合理选择”。可以预见，未来以热门学科专业为载体的生源、资源和市场大战将愈演愈烈。
此外，共同富裕理念与现实中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展节奏之间的差异，也使得学科专业调整面临平衡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关系的难题。
《方案》强调，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引导高校在各自领域争创一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客观地讲，这一要求更适合东部发达地区和高水平院校。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通过发展让更多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是艰巨任务。
在经济支撑能力有限和高等教育基础较弱交织的形势下，在现有学科专业基础上扩大规模无疑是比较现实的路径。中央与地方在学科专业调整的利益选择和节奏把握上存在的差异，是影响新一轮调整总体效果的重要潜在因素。
学科专业调整应加强统筹协调
此次《方案》中，明确了中央、地方以及高校的责任，就深化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建设细化了要求，凸显了有效推进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工作的决心。但面对更高的战略需求和更复杂的形势，要使政策全面落地并产生良好效果，还应特别重视强化系统思维、加强统筹谋划。
第一是统筹科技、产业与教育布局。当今时代，在影响学科专业结构演进的两个基本因素中，无论是代表内在知识逻辑的科学技术，还是代表外部需求逻辑的产业形态与结构，都极具变动性和复杂性。简单的类比推理式的决策模式已无法从战略和全局上把握学科专业结构演进与调整的大势。
因此，学科专业调整方案的制定应广泛吸收科技战略专家、产业战略专家参与，加强科技政策、产业政策与教育政策的协同，促进相关规划联动，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紧密衔接。
第二是协同发挥政府、市场和学校的作用。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始终面临时空弹性问题，局限于当下或当地谋求两者的适应性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违背高等教育规律。
行政主导式的调整能在短期内取得以统计数据为标识的成绩，但实际成效和长远影响却存疑。历史证明，行政至上的逻辑优点与缺点同样突出。推进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离不开政府，但不能简单化、行政化。
在这方面，既要注重通过学位点设置、招生计划分配、重点建设引导、建设资金倾斜等方式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要注重通过升级产学研合作模式等方式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以及落实高校在学科专业建设上的主体责任，使学科专业调整真正成为政府宏观引导、市场有效调节、学校主动适应相结合的系统行为。
第三是注重存量优化与增量布局的结合。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之所以不断被提起却总不尽如人意，既有行政层面推进改革的路径因素，也有学校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
长线学科专业既是最需要调整的领域，也是最难调整的领域。为规避存量调整的矛盾冲突，改革者常通过追加增量回应新要求和新需求，导致产生美国高教学者丹尼尔·斯梅尔瑟所称的“结构增累”现象，即随着时间推移，大学吸纳了新功能，但没有剥离（删除）现有功能或将其拆分为单独组织，从而使结构性问题不断累积。
因此，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必须破除简单做增量、做加法的弊端，做好加减乘除法，实现有上有下、有扩有缩、有量有质；有效抑制盲目“蹭热点”现象，防止因低水平重复衍生新的结构问题；完善学科专业的准入与退出机制，防范结构性问题不断累积。
第四是将外力驱动与内力自觉相结合。众所周知，高校教师依附于以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学院，学生也是按专业招收并在专业学院学习的。如果说专业更强调适应外部需求的逻辑，还有更多人为的结构特性的话，那么学科则需兼顾外部需求和内部知识逻辑，要将外部需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才能实现动力最大化。
因此，有效的学科专业调整动力机制应将实现外部驱力与内生动力协同作为追求目标；遵循学科专业成长和演进的客观规律，把准学科发展方向和发展态势，既要有责任感、紧迫感，也要有战略定力和长远眼光；科学认识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在优化整体布局和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加大学科专业改造的力度。
第五是要以国家区域战略为抓手，协调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学科专业调整方案的落实和收益的最大化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也离不开省级政府的承上启下。过于强调统一性会造成地方积极性不足，而过于迁就地方的多样性又可能造成“多个貌似合理的省域结构体系相加，变成更大的不合理结构体”的问题。
对此，有效应对措施之一是紧密结合中央相关战略部署，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加强跨省域合作与共享，引导地方政府在更高层面、更宽视野上谋划学科专业调整工作。
（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刘国瑞）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敢于直面哪些真问题
近日，院士、高校领导等走上演讲台，围绕“校地聚合·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分析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商讨新工科建设问题的改革方案。
创新的内驱力一定不能急功近利。当今，世界高等教育都在强调创新、重塑、新路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首要是创新，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从小问题切入，也就是做好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实践、核心团队等方面的创新。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传递，更是价值观的影响。拥有创新人格的人一定是可以吃苦耐劳、包容合作的人，那么学校对于创新人格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要融入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之中。此外，要孕育出拔尖创新人才，“土壤”必须肥沃。学校有氛围、有教师、有平台，学生才能有愿望。
不能总“投喂”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当前，不少高校老师留给学生的问题基本都能找到正确答案。学生不用太费心，不用太动脑子，就可以完成作业交差。社会上结构性、开放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的问题太多了，学生没法都找到标准答案，因此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至关重要。基于真实的科研项目和工作项目的训练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一流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一流实验课程是最后一公里的最后0.1公里，实验实践教学是创新能力培养的主战场阵地。
高校专业之间划分不宜太细。当前高校专业可能划分过于细，学科之间需要形成知识的协调和交叉。如有高校在大一新生中招录少量学生，进行机械、电气和人工智能3个专业的打通培养；也有高校实行学分互认制，对出国（境）、转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实现学分互认，打破年级和专业限制。此外也要为拔尖创新人才“筑高峰”，理顺科研育人思路，先让高水平科研团队的老师提出项目，学生自己选择项目去做，围绕项目开设对应课程。
大学的人才培养不能没有“个性”。受大学排名、学校声誉、社会认知、影响力以及地位的影响，部分地方高校资源相对有限。如何展现行业特色是地方高水平大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不是争着做热门专业人才的培养，也不是要做“大锅饭”式的笼统人才培养，而应该要因地制宜，发挥地区经济产业特色，为区域性产业发展提供可储备的创新人才力量。
（来源：《中国青年报》，上海交通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室）
高校探索建立特色实验班原因何在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ACM班迎来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高校实验班、重点班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近年来，各地高等教育改革如火如荼，深入实施“拔尖计划”、陆续建立特色实验班等成为高校探索新型人才培养的主要抓手。
那么，高校为什么成立实验班、重点班？这些实验班、重点班如何培养人才？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高校相关负责人。
解决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
多数人认为，高校的实验班、重点班是指高校重点培养的班级，能进入这些班级的都是拔尖学生，这些固有观念其实带着深深的时代印记。20世纪7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国。他针对当时国内的科研情况，向中央建议参照芭蕾舞演员的培养模式，在全国选拔十三四岁、有培养条件的少年，送到大学培训，为的是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以下简称中科大少年班）正式成立，此消息一出就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天才儿童”宁铂等中科大少年班学员在当时被媒体争相报道，成为全民励志的典型。也是在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是党中央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肯定。
自此，以理工学科为起点，中国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拉开序幕。中科大少年班的成功模式随后推广至国内其他院校，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陆续成立少年班，从青少年中选拔培养未来的科研领军人才。
以中科大少年班为代表的实验班，其培养模式主要为满足学习能力强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将课程学习与科技创新活动有机融合，同时会对某些学科进行强化教学，因此“个性化教学”“高强度学习”成为实验班的标配。这种培养方式，是为了解决当时我国人才匮乏、技术落后的迫切问题，将有限的教学和科研资源集中起来，投入人才培养当中。
满足当下社会的多元需求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单向度、专业化的人才似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高校人才培养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目标多样、各具特色的培养模式。总体上看，当前高校人才“试验田”可分为三类：
一是延续中科大少年班模式，集中资源培养“优中选优”的青年人才。像文章开头提到的上海交通大学ACM班、北京大学“智班”、浙江大学“图灵班”等，他们都以培养该学科顶尖人才为目标，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资源丰富。诸多毕业生也确实成为了该领域有影响力的人物。
二是注重对学生的通识教育，发展其多元思维，扩展科研视野。北京大学在2001年提出元培计划并成立实验班，2007年又在此基础上组建元培学院，初衷是对以往过于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现代社会的急速变化对人才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培养适应社会未来需求的人才是元培计划的重要目标。在教育实践中，元培学院致力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在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同时，发展交叉学科专业。
元培学院之所以选择这一模式，是希望学生基于内在兴趣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作出选择与承担责任。为此，元培计划一直坚持“双自由”的原则，即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由选择专业和课程。元培学院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探索导师制、完善新生教育、实行3—6年的弹性学制、缩减学分等。
三是发挥优势，培养特色专业人才。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发挥自身学科优势，成立古典学实验班并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当初创建古典学实验班是为了打破文史哲法的学科壁垒，探索以中西人文经典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注重对原典的深入阅读，从而提升人才培养的厚度和宽度。”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实验班负责人彭磊向记者介绍，成立古典学实验班是有意识地探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尝试。
彭磊表示，古典学实验班注重对中西古典语文的学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古典语言理解古代经典和古典文明的能力，使学生具有坚实的中西古典语文能力，以及深入理解中西经典和文明传统的能力，进而造就“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的新时代栋梁人才。
可以看出，当下高校人才培养改革虽然各具特色，但都注重学科交叉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实验班建设还需不断探索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进入高校实验班、重点班意味着繁重的课业压力、激烈的同伴竞争以及倾斜的教育资源。还有一些人担心实验班、重点班的培养模式会“揠苗助长”“急功近利”。
对此，受访者都表示情况并非如此。彭磊介绍，学校在实验班规划阶段考虑到了教学资源的平衡问题。“实验班并没有过多的政策倾斜，与普通班相比，实验班规模更小，课程设置更有特色，更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彭磊说。
而元培计划自创建之初就明确自身不是重点班，而是探索适合大多数学生的本科教育模式。“从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元培模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重点班式的择优选拔和重点支持，并不依靠给筛选出的个体投入更多资源，换得他们超越他人的快速成长。”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认为，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借助多元化的资源，尽可能支持学生自主探索，这是探求更具有普适性的教育模式的基础。
“为了避免学生间过大的竞争压力，元培学院近年来开始推行书院教育，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文理渗透、专业互补，鼓励学生在交流合作中完成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以期弱化学业竞争的影响，注重个人的全面发展。在书院中，在人、事、物之间的真实互动中回看自我。”李猛表示，“目前书院制已经在国内许多兄弟高校推广，并基于情况差异摸索出各自不同的模式。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相互学习交流中推动书院教育不断发展完善。”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培养高水平人才一直是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高校实验班、重点班的探索还在进行，并不断为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当前，各高校应通过考察交流，相互借鉴改革经验，共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之路。
（来源：《科技日报》
高校有组织科研如何“落地生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组织科研本质上是一种以服务国家需求为导向、更加强调力量整合和集成攻关的科研范式，其有利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加聚焦，更有利于各种创新要素的有机整合，促进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同时，有组织科研通过不同学科专业人才的高度汇聚，可以实现多元知识、不同思维的交流碰撞，促进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有组织科研体现在坚持需求导向上，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谋求主动。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首先要转变惯性科研观念，从能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转变为国家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从“被动接单式”“盲目跟风式”转变为主动谋划、主动布局、主动服务，核心就是要心怀“国之大者”，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最高追求，尤其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要找准高校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位置，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把科研选题、科研规划、科研平台建设等融入国家科技创新全链条并发挥作用。
有组织科研体现在坚持问题导向上，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中掌握主动。问题是创新的动力源。纵观现代科技史，不仅关键核心技术需要跨学科集成攻关，而且重要科学理论的突破、新的科学理论的产生大都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创新。高校尤其是综合性大学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必须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打破传统以学科专业为主导的科研模式，整合多学科力量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把优势资源、关键力量汇聚到“卡脖子”难题上开展集成攻关，最大范围内组织融汇研究力量，切实增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合力。
有组织科研体现在坚持育人导向上，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赢得主动。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既要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上下功夫，更要抓住人才培养质量这个关键点，不断完善科研育人工作体系，把科研的优势转化为育人的优势，学校层面要做好科研育人的顶层设计，各基层组织要加强实践探索，激励教师把科研育人工作贯穿科研训练中，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充分利用学校科研平台资源，组织学生参与各类项目研究，推进科研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要加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重视学生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同时，高校通过有组织科研，加大力度培育战略科学家，鼓励他们进行方向性、全局性、前瞻性思考，在参与教育和科技战略顶层设计、开展原始创新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多重科研训练、重大任务磨炼，打造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尤其是要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探索、追求原创，放手让他们到科研一线重要岗位受锻炼、挑大梁、当主角。
有组织科研体现在坚持开放导向上，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占据主动。国际科技合作是高校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经之路，也是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高校要围绕世界性难题，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组建国际化、跨国别的研究团队，创造更多前沿科技和思想文化成果；积极倡导和组建国际学术组织及大学合作联盟，通过举办高水平学术会议和论坛、依托优势与新兴学科创办国际期刊等搭建更多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台。特别是，高校要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参与国家布局共建研发平台，与相关国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开展科技人才联合培养，共享科技成果和科技发展经验，促进沿线各国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既要把握“四个导向”，也要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三对关系”，真正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处理好自由探索与集成攻关的关系。科技创新动力一方面来自兴趣驱动的自由探索，另一方面来自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的集成攻关。有组织研究重在“组织”层面，自由探索重在“个体”层面，两者分属不同的逻辑层面，自由探索为有组织科研提供源头选择，而有组织科研为自由探索集聚优势资源。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应该把提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作为重中之重，将鼓励自由探索和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在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的同时服务集成攻关，实现自由探索与集成攻关同频共振、相得益彰。
处理好团队考核与个人考核的关系。长期以来，高校科研评价存在一定程度的重个人轻团队现象，在职称评审、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过程中多重视成果第一完成人，这不仅降低了团队合作攻关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开展以团队协作和跨学科合作为主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应改变“一刀切”的考核评价尺度，建立更加灵活多样的考核评价标准和方式方法，既要重视个人在团队中的价值，更要对团队整体贡献进行评价，真正构建有利于团队协同攻关的系统性考核评价体系。特别是对于不同学科专业组建的跨学科集成攻关团队，可以建立考核评价“特区”，一是考核评价标准要“特”，要以解决重大问题、产出实际价值为标准，更加重视标志性成果；二是考核评价方式要“特”，要鼓励开展跨学院跨学科人才双聘、成果互认，根据实际情况考核，让团队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科研攻关。
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关系。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自主创新不仅是开放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关键，但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既要敞开大门、打开视野，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交流合作，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也要保持清醒头脑，发扬独立自主精神，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坚持自主可控，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辩证统一、相互促进。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汪劲松，系四川大学校长）
学术不端事件频发，科研诚信问题怎么解
“目前，我国科学道德建设还有若干短板，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影响学术生态，损坏了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学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直面问题、标本兼治，从青年学生抓起，规范科技活动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胡海岩说。
近日，中科院学部科技伦理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科学诚信：措施与案例”为主题，由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办。来自全国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围绕科研诚信问题、关键影响因素、自律和他律、治理措施等话题展开研讨，寻求解决方案，为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建言献策。
学术不端导致撤稿，并非我国独有
“学术不端是科学共同体的‘胃溃疡’，久治不愈，但必须得治！”会上，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李侠直言。
李侠分享的一组数据显示，据Hanson咨询公司统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世界范围内总共有41642篇SCI撤稿，其中，中国有19421篇，约占撤稿总量的47%。2018年后，我国的论文撤稿量激增，2022年有2879篇SCI论文撤稿，占全球的52%，撤稿原因主要是伪造同行评议、数据造假、论文工厂、剽窃等。
李侠表示，不论这些撤稿是由存量遗留问题还是新增造成的，都在说明，科研诚信建设在当下的中国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局面，大力推进科研诚信的分布式治理。
同时，专家指出，因学术不端行为导致大量撤稿，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
中国农业大学情报研究中心研究馆员赵勇团队通过对日本、挪威、丹麦、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公开的学术不端案件分析发现，“科研失信绝非中国特有，前述国家在不同时期内，都有过各自的学术不端案件高峰期。”
赵勇认为，在对论文撤稿数量进行分析时，不应忽视撤稿原因、撤稿论文发表时间等问题。“我们发现，因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撤稿与其发表间的时滞期有缩短趋势，这与近年来出版商高度重视，加大调查力度，反应速度逐渐加快有关。”
此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徐飞提到，我国科学活动受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与日俱增。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掠夺性期刊屡见不鲜，以其低发文门槛吸引了大批学者，同时赚取了高额版面费。
徐飞建议，应警惕国际社会第三方机构对我国科学界的定向收割，更应重视由此对我国科研诚信与科技创新的负面影响。此外，他也提出，应将符合科学规范的正常撤稿与涉及学术不端的撤稿加以区分。
我国科研诚信整体向好，但仍存在短板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就新时代科研学风作风与科学诚信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与会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在制度规范、工作机制、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梁正介绍，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受相关部门委托对《意见》实施情况进行了第三方的独立评估，他表示，《意见》实施以来，我国科技界的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治理进入了“集中治理阶段”，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问题整体向好，公众对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问题的整体评价显著改善。
与此同时，我国科研诚信仍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
主题报告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何鸣鸿列举了一系列特殊情形的失范案例。“有个学生毕业一年多后，剽窃了他导师4年前、已获资助的申请书内容，相似度95%以上。参考文献条目也都一样，仅把发表年份改成了最近几年。最终被通报批评，并取消申请资格7年。”何鸣鸿说，还有的人从网上购买已获资助的申请书，有人拿几乎一样的申请书同时申请两个项目，有密切合作者关系的两人用相似的内容分别申报……
当前，在职称、人才帽子的评审时，受“人情、面子”影响，常常出现科研诚信的“灰色地带”。与会专家认为，可通过建立清晰的底线、利用教育手段进行文化引领等方式来减小“灰色地带”。
对于评审的具体措施，专家建议扩大评审范围。“在教授评审时，日本坚持学部制，参与职称评审的同行范围很大，有100多个人投票，很少有小圈子评审。”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周程说。
科研诚信治理，还需多措并举
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是科学共同体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是一种形成于无形、内化于无形的文化形态，良好的作风学风的形成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姚檀栋介绍，在青藏高原长期科考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以“突破国际重大科学前沿的创新突破意识，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崇高使命担当，立足实地科学观测的系统考察研究，战胜艰苦环境挑战的团结协作品格，坚守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奉献情怀”为主要特征的青藏科考诚信体系。也正在这样的诚信体系指导下，青藏科考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
与会专家认为，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建设还需多措并举形成合力。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建议，制度改革和评价改革并重，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他以医学领域为例表示，“原本对医生的最高评价标准应该是患者是否满意，做手术时，大家千方百计想找动刀子最好的，谁也不会根据论文发表数量去找医生。而目前的评价标准却是‘一刀切’式的。”
加强诚信教育也尤为重要。专家建议，应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科技工作者加强科学道德修养和职业修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正风说，“科研诚信也有低标准和高标准，低标准是要守住底线，防止剽窃、篡改和伪造‘三大罪’，高标准是要为追求卓越的研究夯实基础，科研诚信教育要引导追求卓越的研究。在教育的形式上也需要有一些变化，以前关于科研诚信的教育比较理想化、形式化，要结合科学研究探索新知识的内在要求和职业特点展开科研诚信教育，提高科研人员的职业修养和职业精神，引导并激励在科研职业工作中，怎么能够追求卓越，这样我们的科研诚信教育才有抓手。”
此外，还需加强惩戒力度。与会专家指出，我国对科研诚信案例的处理、尤其是影响较大的负面案例处理，还没有真正做到“零容忍”、快处置，这些案例没有真正发挥惩戒、教育、警示的作用。
“建议对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事件严格查处，并作为典型案例来展示，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目前科研失信的成本还是比较低，一部分人仍然因此得利，周边的年轻人看到了难免不平衡。必须要加强惩戒力度，消除这种负面影响。”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翟婉明指出。
当前，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与会专家认为，在科研诚信治理过程中，也可借助数字化手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建议，“给所有科研活动从业者建立一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识别和标记其科研诚信及相关事项。”
（ 来源：《中国科学报》）
“缺标评审”有利于高校教师分类发展
职称评审是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在目前的职称评审体系中，基于教师职业特征和发展规划等开展“分类评价”是高校的主流方案和发展趋势。分类评价主要分为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科研型等不同通道，还有部分高校将职称细分为十余个种类。细分岗位类型，实施差异化评价，能够有效引导教师找准赛道、明确目标、精准发展。
然而，在职称总数一定的前提下，晋升通道多元化也存在着职称资源分散等矛盾。最明显的是，短期内各职称通道的指标窄化，达到晋升条件的教师不一定能够顺利晋升，可能造成人才流失的隐患。因此，笔者建议，可以采用“缺标评审”的方式，作为解决职称通道拥堵、让分类发展“软着陆”的有益尝试。所谓“缺标评审”，指在指标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荣誉指标或者其他途径，给符合晋升条件的教师相应的荣誉或名分，肯定其在学术领域的成绩，但在相应配套条件上可以折价或变价施行。
“职称拥堵”不利于教师成长
当前，基于办学定位和发展实际，高校普遍实行的职称评审标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超高标准晋升机制，即要求参评者以高标准参与职称评定。这种机制对参评者的综合条件要求较高，如要求在专业领域顶级刊物发表论文数篇等。另一种是中等标准择优晋升机制，多数人通过一定努力基本能够达到该晋升条件。
以上两种标准各有利弊。前者晋升标准高，只要达到设定的各项标准线即可实现晋升，且人为干扰因素较少，不会导致教师出现过度焦虑等现象。但这种超高标准既不利于高校广揽青年学者，也不利于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和团队的可持续发展。后者标准适中，但因指标有限，参评者即便达到晋升标准，也需要“优中选优”，可能导致竞争过程的无序性，出现学术研究之外的内耗。比如，极少数学者出现“追求成果数量忽略质量”或“以行政职位绑定职称评审”等现象，甚至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极端情形，严重影响学校和学术声誉。因此，高校在推进职称评审的过程中，应制定科学有效的弹性机制，既能通过评审发挥学术牵引作用，又能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避免无序内耗。
“缺标评审”缓解职业内耗
职称评审本质上是一种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水平和职业素质能力的评价与激励机制，如果失去了对学术发展的激励导向作用，必然导致职业内耗。在科研领域，“破五唯”重在减少低水平重复。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减少教师因职称评定产生的发展焦虑。因此，“缺标评审”可以作为降低高校教师职业内耗的一个选项。
以专业教师评聘为例，笔者建议，有需要的高校可以在正高评聘中试点“缺标评审”。具体来说，高校可以先建立人才蓄水池，副教授达到教授四级晋升的起始条件后，设置两个通道：第一个通道，淡化成果数量，主要评价代表作、标志性成果、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贡献度，成果突出者根据排序、指标数量直接晋升，特别优秀者破格晋升为教授。第二个通道，满足晋升条件但因指标限制不能直接晋升者，可申请走“缺标评审”通道，同样授予教授职称。“缺标评审”通道的教授待遇，可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校、院有合规的经费来源，就按照学校通过的“缺标评审”细则兑现待遇；如果校、院经费确有困难，可根据相关细则逐步兑现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将“缺标评审”等同于等额评审。等额评审指达到晋升条件就可以直接晋升，其弊端在于职称评审一旦彻底失去竞争成分，必然消解组织内生动力，影响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兼容双通道的“缺标评审”，本质上是一种压力分解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职业内卷，是高校教师“分类发展”政策的有益补充，也是疏导教师职称评审焦虑的调节器，能促进“破五唯”落到实处。
当减轻了职称的后顾之忧，教师便能够更好地沉下来，彻底放弃低水平重复科研，真正实现分层分类发展，并推动生成“科研成果不在乎多，更在乎高质量、创新性”的新型学术生态。
优化机制激发“正向驱动”
为实现“缺标评审”的正向驱动功能，需在标准科学化、规则透明化、评审阳光化三方面完善体制机制。
首先，高校需在充分调研的情况下，科学制定晋升标准。相关议事机构或组织要广泛参与调研，开展充分论证。目前，有的高校推行代表作制，选择数篇代表作参评；有的高校推行积分制，将教师完成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任务或取得的成果进行量化打分。无论哪一种标准，均应在达成广泛共识的情况下方可施行。
其次，要依据晋升标准，建立合理的评审规则。具体评审规则主要涉及如何确定当年缺标晋升的指标数，缺标晋升的教师获得晋升后如何兑现待遇等。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校情、学科专业特色综合考虑，由学校相关议事机构或组织在充分调研、论证后公布规则，使规则公开化、透明化，让教师做到心中有数，准确规划奋斗路线图。
此外，还要公开公平地开展“阳光评审”。一方面，参评对象和评审过程要受到校内教师的关注和群众监督，综合条件优秀者自然会成为工作标杆，进而激励更多的教师努力奋进。另一方面，深入推进代表作评议实名制。为保障在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时评价客观公平公正，可在一定范围内试行评审专家实名评议，促使专家的评价意见接受舆论监督。通过透明化的评审机制，切实提升评审结果的公信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作者：郭华桥）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实障碍及其破解机制
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
1. 专利技术水平与转化价值低
我国高校专利数量多但技术水平低，严重制约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一是专利奖励与补贴政策导致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出现一定程度的虚假繁荣。近几年，我国高校每年专利申请数量与授权数量持续攀升，远超世界其它国家，位列全球第一。但是，专利数量蓬勃增长并未带动专利质量同步提高。二是现阶段我国科研考核评价机制使得部分高校科技成果只是为了结项、发表论文、申报专利以晋升职称，导致高校科技成果质量不高。
同时，我国专利转化价值低，实验室成果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科研评价“唯论文”和重理论轻市场，科研人员将发表理论性论文作为科研工作首要目的，忽略了对市场情况和企业需求的关注，使得这些成果无法有效运用到企业生产运营中，转化价值较低。
2. 专业转化人才与机构缺失
我国很多高校都缺乏组织健全和运行体系完备的成果转移转化专门机构。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本采用“自下而上”层层报批模式，学校中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并不是专业机构，而且仅负责审批环节，对关键的宣传、推广和谈判环节没有实质性参与。另外，这些机构大多只是临时性的，其人员架构也是由其它部门填补组成，成果转化相关专业技能和经验都有所欠缺。
《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指出，56.7%的高校认为缺乏技术转移专业队伍是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大障碍。
3. 中试资金匮乏
技术创新和转化其实也是技术成熟度持续增长的过程，主要包括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工程化、生产线和成熟产业化阶段。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国家战略与基础研发重任，而企业主要依靠高度成熟且产业化的技术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商业利益，使得中间的概念验证和中试量产阶段未受到应有重视，导致创新链条在实验室研究与市场产品间出现断层，从而形成成果转化“死亡谷”。
政府拨款资助不具有可持续性，缺乏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社会资金未充分进入，使得“死亡谷”成为无法跨越的鸿沟。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破解机制
1. 改革专利管理体制与科研评价机制
早期为了减轻各类创新主体申请和维护专利的经济负担，刺激企业利用专利制度保护创新积极性，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资助与奖励政策。这些阶段性政策与措施带来专利数量的大幅跨越，也产生了大量垃圾专利和专利“泡沫”。要改善我国专利水平低、质量差的状况，就必须为奖助政策按下“暂停键”。2020年2月，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要求停止对高校申请专利发放奖助金，大幅减少并逐步取消对专利授权的奖励，倡导通过提高转化收益对发明人或团队进行奖励。2021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明确要求2025年前取消对专利授权的各类财政资助。全面取消对专利申请与授权的奖励和资助，是我国提升专利质量，由专利数量大国向专利质量强国迈进的必由之路。此外，通过逐年提高专利年费，以成本压力推动专利权人只保留高质量专利并尽快转化实施也至关重要。有研究统计，在美国专利申请和保护费用占高校成果转化运行成本的50%左右，是大学成果转化的主要支出。正是专利保护成本负荷促使高校事先谨慎评估专利价值，在申请之前作出取舍并加速专利转化运用。据统计，美国大学只会从教师提交的科技成果中选取不足50%的成果申请专利，而中国几乎是100%，只要教师提出申请需求，高校就会提交相应机构启动专利申请流程，产生众多低质量专利，无法真正实现转化。近几年，美国专利收费趋势继续走高，这给中国带来有益启示。中国也应综合考虑专利申请与专利质量变化等情况，适时适度调整专利年费。
对于我国专利转化价值低的问题，一方面应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产业导向型基础研究。我国基础研究既要定位于国家重大战略和高精尖技术，也应适度关照市场需求，将企业技术难题和需要嵌入科研立项系统，调整科研计划和方向，使科研计划与企业实现超前沟通，构建面向产业现实和未来需求的预研体系。另一方面，应深化改革当前科研评价机制，将成果转化效益纳入职称评聘与考核体系。2020年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教育部等也在2020年印发《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明确高校要强化转化绩效导向，加大专利转化运用的考核权重。但是，大部分高校“四唯”问题仍然未破，“四唯”在绩效考核中依然占有很高权重，是否以及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职称晋升考核体系的规范化评价制度也未建立起来。美国1986年颁布《联邦技术转移法》，明确要求联邦科研机构将成果转化纳入绩效考核，中国高校大多由国家设立，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可借鉴美国做法，将科技成果转化创造的经济收益和实际贡献纳入绩效考核与科研评价体系，用好评价标准的“指挥棒”。
2. 高校构建自负盈亏的专业成果转化公司
专业、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是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高的重要机制保障。有统计研究表明，美国大学约30%的专利在还未申请专利或获得专利授权时，就已经向企业完成许可。中国已经意识到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建设数量不充足、职能定位不明确、增值服务不到位等问题，2020年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以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建设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突破口。尽管中国部分高校设置了成果转化办公室，但是并未发挥显著作用。原因在于高校内部的技术许可办公室作为学校职能部门，依然是科层制机构，技术转让事宜仍然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无法实现较高转移转化效率。
可见，构建专业化、市场化运营的成果转化机构是改革的关键。对此，以公司化模式运作的科技成果转化公司Isis的做法值得借鉴：第一，Isis公司是牛津大学旨在实现科技成果商业化的自负盈亏的独资公司，其以实现科技成果商业价值为目标，而非仅将自己视为创新链中一个环节。Isis公司已经形成多元、立体的创新服务系统，不仅协助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实现研究成果商业化，也向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科技创新咨询服务，还帮助科研人员挖掘外部咨询服务需求，并从特许经营费中收取30%佣金，极大地激发了转化团队和人员服务意愿。更重要的是，成果转化后获得的商业价值和收益最终反哺高校科研活动，成为高校持续创造科研产出的坚实经济保障。第二，Isis公司通过组织论坛和会议构建开放式创新网络，汇集研究人员、技术转移专家、企业和风险投资家等内外部资源，不仅为高校科研人员提供获得市场需求信息的渠道，实现供给方与需求方有效互动和深度衔接，而且为企业和风险投资家提供获取牛津大学最新科研成果信息的窗口，吸引社会资本早期介入并创办衍生公司，及时在实验室与市场间搭建桥梁。第三，Isis公司拥有庞大专业人员队伍。Isis公司专业转化队伍涵盖技术、法律、市场营销等领域，既能与科学家对话、对风险进行评估和管理，又能开展行业分析和商务谈判，真正建立起科学研究与产业化运用之间的桥梁。因此，构建独立于高校、市场化运营的成果转化机构，形成多元立体的创新服务网络与资源聚集环境，培养大批能力过硬的技术转移经理人，对于填充技术与产业间断层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3.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投资机制
欧美等科技强国也曾经历科技成果转化“死亡谷”困境，构建完善、多元的风险投资机制是它们跨越“死亡谷”的制胜法宝。一方面，美国高校每年可从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获得充足科研经费，而且，这些经费中包含一定比例成果转化费用。另一方面，美国具有完善的助推中试的金融和财税优惠政策体系，美国大学建立“概念验证中心”，通过提供种子基金等方式支持科技成果商业化，政府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信用担保和低息贷款等，为企业提供中试和成果转化资金。如美国Inter、Microsoft等多家知名企业在技术研发与产品开发阶段都得到过风险资金资助，特斯拉也是依靠政府4.65亿元低息贷款开发出备受欢迎的新款电动汽车。
我国要优化科技经费投入配置结构，向科学研究投放财政资助时规定一定比例成果转化费用，将科研经费适当向转化侧倾斜，而且，着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投资机制。一是政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优化引导基金运作机制。目前我国已经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但需改变引导基金行政化管理风格，实施市场化、企业化运作方式。同时，探索构建政府与风险投资机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模式，借助风险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最大化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孵化作用。二是营造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吸引多元资金投入。中国可借鉴美国经验，放宽各类基金进入风险投资市场的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投资。三是完善风险投资管理规定，为资金引入和退出构筑制度屏障。我国应在加快完善信用体系和信用秩序的基础上，大力激活科技融资，制定贷款担保、信用担保和低息贷款等政策，并建立风险资金退出机制，待科技成果实现成熟产业化后，让引导资金形成的股权通过转让等方式依法退出，保证引导基金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来源：摘自《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实障碍及其破解机制》一文，《科技进步与对策》网络首发；作者：宗倩倩）
浙江大学深挖学科育人资源
着力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浙江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探索构建党建引领、课程思政、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导学共同体有机融合的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体系，不断加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推动学科育人资源转化为思政教育优势，着力培养更多红专并进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强化党建引领作用，锻造育人主心骨。探索实施研究生党支部“双组融合”的创新型组织模式，依托课题组、实验室、科研（导学）团队等学术基本单元设置研究生党支部，在重要战略领域的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建立研究生党组织，党支部成员一般在同一个或者相近研究方向的导师组中，由不同年级的研究生组成，切实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深化科教协同和产教融合，400余个研究生党支部与教工党支部、行业重点单位党支部等结对共建，进一步凝聚育人合力。以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标准选拔培育党建学术“双引领”的研究生党支部书记，通过专题培训班、素质能力大赛、“Workshop”工作坊、“领雁工程”实践历练等平台，构建制度化、立体化、长效化培养机制，着力打造研究生党员骨干队伍。建立健全“学校—学科—党支部—党员”党员学习教育机制，结合学习科研、课题研究实际需求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积极挖掘浙江省红色历史、革命文化资源等，合作建成陈望道故居、安吉余村“两山”理论诞生地等36个党建与思政现场教学基地，教育引导广大研究生在实践教学中开阔胸襟视野、涵养家国情怀。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夯实育人主渠道。持续完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方案》，在推进课程思政全课程覆盖、分层分类建立课程思政质量规范、打造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等方面多维发力，分层次、有重点地推动课程思政有机融入育人全过程。目前，学校已建成3门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40余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深入挖掘学科专业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将科学道德、治学精神、工程伦理、形势政策等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不断增加专业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进一步帮助研究生强化理解形势政策、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注重科研功能发挥，深耕育人主战场。明确研究生育人目标与预期成效、思政融入点与组织实施、特色与创新等内容，坚持将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有机融入科研实践全过程。以“做有引领的科研”为导向，持续挖掘“我为祖国做科研”等潜心科研的典型案例，着力培养学生至诚报国的理想追求、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和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实施博士研究生学术新星培养计划，为立志投身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优秀博士研究生进行系统化、模块化培养和资助，配备由院士等领军人才担任的“登攀带头人”和由高层次人才担任的“登攀引路人”，引导博士研究生坚定学术自信、促进学科交叉、分享学术历程、前置学术生涯规划，为迈好科研学术道路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和全球胜任力。
创新社会实践机制，打造育人大课堂。构建以“教育性、研究性、服务性”为导向，以“基地化、课程化、国际化”为特色的工作机制，不断强化实践育人。统筹学科资源，面向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建设62个综合型社会实践基地、103个专业型社会实践基地和10余个海外社会实践基地，辐射1251家企业、615家政府机构、238家研究机构和10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校内外协同、国内外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实践育人共同体。持续推进“实践+专业”“实践+科教”“实践+就业”紧密结合的社会实践和创新实践模式，引导研究生在科技攻关创新中培养创新能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厚植爱国情怀、在面向重大需求中实现卓越成长。
促进导学和谐互动，构建育人共同体。印发《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严格规范导师指导行为，大力提升导师开展思政教育、学业指导、生涯规划等工作的意识和能力。以师生共同成长的导学育人共同体建设为导向，构建纵向“学校—学科—学术基本单元”三级联动，横向导师、德育导师、辅导员、朋辈等多主体参与，学科和思政融合、校内和校外协同联动的工作矩阵。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积极倡导弘扬“尊师爱生好”“教学相长好”“同学互助好”“文化传创好”“团队发展好”的“五好”导学文化，依托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评建机制，累计评选10届100个“五好”导学团队，推动德育共同体在学术基本单元落地生根。搭建学科特色鲜明的导学育人平台，支持建设学科思政特色创新项目36项，不断拓展育人载体、延伸育人场域。开发“典学”APP，打造集导学互动、信息共享、资源存储等功能于一体的线上导学空间，支持建设示范性“研学空间”86个，努力营造思政、科研、学习一体化浸润式导学育人环境，进一步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来源：教育部网站）
山西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医学院
前沿医学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近日，山西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医学院前沿医学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双方将在机制体制、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医疗服务等方面创新。
前沿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将更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医学院科研引领作用，依托山西医科大学的地域资源优势，联合开展新医科专业人才培养，围绕国家与地方重大健康需求成立联合实验中心，共建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和临床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开展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推动技术成果转化。
山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马骏指出，山西医科大学与清华大学共建前沿医学协同创新中心，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也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深化省校合作，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融合融汇、一体发展的实际行动。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