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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讯
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新《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即将实施
高教视点
国内高校“个人专业”来了
高校学科建设有了新动向
开启高校专利高质量转化新篇章
“破五唯”5年：警惕凡是量化皆可“唯”
教育元宇宙须与现实无缝融合
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可模仿“驾考科目一”
高校动态
复旦启动生命健康产业领军计划
第六届亚洲临床工程论坛在广东医科大学举行
浙江工业大学探索高校巡察“新路子”
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勉励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从“四有”好老师到“四个引路人”，再到“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为学为事为人示范的大先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关怀和谆谆嘱托一以贯之，既是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充分肯定，更是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奋进方向，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广大高校教师牢固树立好“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抱负，努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切实回答好“强国建设、高教何为”的时代命题，不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
要将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校教师思政工作，深化课程思政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高校教师要坚持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坚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以言传和身教将学生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深化高校教师思政内涵建设，把教育家精神作为重要内容有机融入，引导教师主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组织开展文理工农医各学科专业领域教师培训，引导教师深入挖掘不同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要强化课程思政优秀教师示范引领，构建国家、地方、高校三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体系，引导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学习身边的榜样、成为学生的榜样。
要将教育家精神融入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高校教师要充分发挥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着力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高地和创新中心。要打造基础学科领域核心教师队伍，深入实施系列“101计划”，以核心课程建设带动核心师资队伍建设，有组织开展教师互相听课、互相评价，基于学生认知学习规律开展个性化教学。要提升教师“四新”建设水平，以不同学科专业教师协同，深度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以高校教师与业界专家交流合作，深度推进产教融合；以各类特色学院为重要依托，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要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深化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虚拟教研室建设，指导开展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以赛促教，引导广大教师钻研教学、创新教学、潜心育人。
要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高校教师要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树立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积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主动权，以教育数字化、智能化加快推进高教强国建设。要提升教师数字创新能力，引导教师丰富数字化教学内容、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掌握数字化教学手段、开展数字化教学活动。要促进东中西部教师优质资源共享，深化“慕课西部行计划”，扩大慕课、虚拟仿真实验等优质资源覆盖面，促进更有质量的教育公平。要积极贡献中国教师智慧，指导建设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建好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大力推动“慕课出海”，为世界高等教育贡献中国力量。
（来源：《中国教育报》，作者：周天华，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新《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即将实施
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条例》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条例》有关情况。
《条例》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重塑体制机制新优势，系统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
建立和完善科研攻关协调机制，完善重大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方式，加强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
系统布局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项目，编制创新链技术路线图，统筹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地方政府围绕本地区产业需求，针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实施攻关，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制度设计，推动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应用类科技项目应当约定转化义务和转化期限，约定期限内未实施转化且无正当理由的，可以公开发布并按照有关规定推动实施。
将先试用后转化制度法定化，支持企业承接转化科技成果。
优化职务科技成果产权管理方式，实行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推动符合规定条件的职务科技成果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
同时，《条例》还要求深入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明确研发机构、高等学校等单位可以赋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
着眼创新策源优势，助力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
培育壮大以新型实验室体系为骨干的战略科技力量，并明确了支持省实验室建设和发展的具体举措。
围绕构建和完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支持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形成梯次发展、多元协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平台体系。
培育和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新型研发机构。
健全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制度，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要求建立全省统一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数字化开放共享平台，实行集成管理和服务。
明确利用财政性资金或者国有资本购置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实行开放共享，鼓励社会资本购置的也纳入开放服务平台，并规定了相应优惠措施。
加强购置环节的统筹，健全以财政性资金或者国有资本为主购置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联合评议工作机制。
要求省有关部门参与建立健全长三角区域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合作机制。
建立科技创新协作互助机制，创新区域发展驱动模式
建立健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优化科技创新空间布局，探索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统筹科创走廊布局，建立健全科创走廊建设的相应管理服务工作机制。
明确本省通过单列科技计划项目、选派工业科技特派团等措施，引导科创要素向山区、海岛县转移。
完善政策供给体系，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生态
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层次、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
完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探索开展科研经费包干制和项目经费负面清单管理。
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完善政府设立的科技创新基金市场化运作机制和容错机制，建立覆盖不同阶段投资类型的科技创新基金体系。
鼓励科技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科研风险，并建立科技计划项目承担方面的容错免责机制。
现场，发布人还就大家关心的问题作了回答。
问：浙江在加快推进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建设方面有什么考虑？
答：《条例》是浙江科技创新领域一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性作用的地方性法规。下一步，浙江将重点做好以下6方面工作。
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实施重大科创平台提能造峰行动。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聚焦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导向的科研主攻方向，推动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聚焦科技前沿领域，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行动。聚焦创新链产业链上的“卡点”“堵点”，深化重大任务牵引的科研组织模式，全链条、一体化组织实施央地协同科技重大项目等。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施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行动。深入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计划升级版、科技领军企业和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迭代“两清零一提升”行动，完善“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机制。
打造各类人才向往的科创高地，实施战略人才力量集聚提质行动。浙江将一体打造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等科技人才的浙江方阵，加快形成人才强省雁阵格局。
持续推进均衡发展，实施全域创新能级跨越提升行动。浙江将大力推进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联动推进G60（浙江段），以及宁波甬江、温州环大罗山、浙中、绍兴、台州湾等科创走廊建设，唱好杭甬“双城记”，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家创新型城市群。
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实施开放创新生态深化打造行动。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深入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省级创新深化试点，强化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产学研一体化联动，研用奖一体化管理，构建全方位科技激励等制度体系，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性制度。
问：在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方面，浙江接下来会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答：《条例》从以下三方面推进基础研究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要求制定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开展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遴选评估，建立健全基础研究体系，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技术创新融通发展。
加大研究投入。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明确企业投入基础研究费用达到一定数额的可以享受财政补贴等政策优惠，同时也鼓励社会各界以捐赠或设立基金等方式投入基础研究。
加强学科建设。规定支持高校建设基础学科研究机构，整合提升优势特色学科，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要求高校统筹安排一定比例的学科建设经费用于基础研究。
此外，《条例》还对加强自然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作了规定，明确除省自然科学基金以外，设区市有条件的县级政府以及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可以按照规定与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出资设立基金，共同资助基础研究。
问：浙江如何加快打造成为各类人才向往的科创高地？
答：下一步，将立足浙江人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性特点，采取突破性举措，加快打造各类人才向往的科创高地。
以基础研究人才、关键核心技术人才为重点，改进完善重点人才工程的组织实施方式，扩大支持规模，优化支持结构，改进遴选流程，一体打造顶尖人才等战略人才方阵。
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为科技人才排忧解难、松绑减负、加油鼓劲。
以提升增值服务能力为重点，增加共性技术、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供给，发挥社会组织、人力资源机构等各方面作用，提高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优质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及性。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知识分子工作，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实干导向，引导人才坚守学术道德、科研伦理，淡泊名利。
问：浙江将如何加强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浙江的高等学校将如何贯彻落实科技进步条例？
答：要深化中小学校的“双减”工作，一方面做好过重课业负担的“减法”，另一方面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重点是强化实验教学，增加场景式、沉浸式的科学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更多地动手实验、亲身体验，让学生在科学教育和科技实践中学到知识、爱上科学。同时要改进中考、高考的评价导向，增加实验操作考查考核的比重，引导中小学生切实提高探索兴趣和实验能力。
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交汇点，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这些年来，浙江高校承担了全省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上周刚刚公布的2022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中，全省高校共获奖145项，占总数的49%；其中一等奖47项，占总数的78%。下一步，高校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件事：
培养高层次人才。浙江高校每年向社会输送近40万名大学生，他们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生力军。我们要加大基础人才培养力度，持续扩大本科及以上人才培养规模，让浙江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读大学、读研究生，为科技进步培养更多后备力量。
推进有组织科研。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学科专业和科研平台。同时按照“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生产一线实际需求，有组织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促进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激发科学家活力。《条例》就引才、育才、用才作了专门规定，并提出了许多激励创新创造、扩大科研自主的政策。要用好法规的红利，激发高校科研人员更多的活力，努力让科技创造于国家有益、于个人有利。
（来源：浙江发布）
国内高校“个人专业”来了
随着《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自主设计个人专业培养方案修读计划”实施方案》正式印发，电子科技大学成为国内极少数正式探索“个人专业”的高校。经过几个月的考验，林哲帆成为该计划实施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勇敢者的故事
在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林哲帆的成绩可以排进年级前20%，但他绝非最拔尖的那一小部分。学院副院长廖勇说，他之所以能被这个培养计划选中，是因为自身很强的好奇心，敢于尝试、意志坚定、目标明确。
当大多数高中生都在为高考疲于奔命时，林哲帆已经开始关注和了解软件工程、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了。刚上大一，他第一时间盯上了计算思维、语言工程，还尝试探索前后端开发以及物联网技术。大二细分专业方式时，林哲帆却发现，学院内部并没有自己心仪的人工智能方向。
今年8月初，林哲帆花10天时间完成了个人专业方案设计的初稿，在和顾问老师进行了多次交流后，于9月初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研讨、修改。经历三轮讨论和答辩后，方案在9月中旬确定并获得通过。其间，他的表现频频为自己加分。
首先，林哲帆对于未来的专业目标非常明确——掌握人工智能理论知识中的重要部分，并具备技术与工程能力，以获得拓展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未来可以在信息技术和交叉学科领域从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工程研发或科学研究。围绕这一目标，他不仅要研判课程设计是否契合发展需要，还要学会合理规划，保证方案的可行性、逻辑性和系统性。
“要在学校所有专业的课程列表中，一轮一轮筛选出满足条件的课程，远比想象的困难。”林哲帆先要通过邮件，联系顾问老师或意向课程的任课老师，获得课程大纲。有时还要独自前往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所在的另一个校区，旁听预选课程。
在为后续3年的学习“排兵布阵”时，林哲帆表现出了很强的规划性。比如，他在方案中特别提到，希望能在大三第一学期就学习原本大四才有的“自然语言处理”课程。“时间安排上完全来得及，这样就能为大四留出更多可自由支配的学习时间。”
另外，新选课程与原课程相比，如果难度有所变化，势必会对评分、评奖以及“推免”等造成不公平。经学院商讨后决定，在过去3年中与原课程考核平均分相近（相差不超过2分）的课程，才能被允许作为替换，林哲帆因此放弃了一些中意的课程。
“人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而跨专业、跨学院，以及地理距离的实感都会加重我们对新事物的畏惧。”林哲帆坦言，也有几名同学对个人专业很心动，但最后还是持观望态度，或者在提交方案被要求修改后，打消了念头。只有他从头至尾没有因为一些不确定性和挑战性问题而动摇。
“个人专业包含了一种与自由相联系的内在否定性——是对学校现有专业的自我否定，以及主动拥抱不确定性风险的自由。选择个人专业的学生有极强的好奇心和自由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相信，“个人专业是为这样的‘英雄’留下通路，支持他们蹚出一条荆棘之路。”
高投入、低产出，值吗？
个人专业最早源于美国，是为培养具有特殊知识结构人才而设置的专业，其知识/课程结构源于学生的自主设计，具有个性化、独特性甚至唯一性。“它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拔尖创新人才和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存在内在的直接关联。”卢晓东强调。
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及康奈尔大学等高校已开办个人专业多年。如果学生从现有专业中找不到完全符合自身兴趣的专业，可以围绕特定知识领域，从现有课程目录中选择课程，制订专属的专业与配套课程计划，并且在毕业时被授予特定的本科专业学位。
在亚洲，日韩高校较早开始了对个人专业的探索。比如韩国首尔大学的通识教育学院，它所开设的个人专业名称非常有趣，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创造性，比如“衰老研究学”“和平与统一学”“法律交流学”“文化记叙学”“幸福研究”“未来研究”“热带研究”“音乐社会学”……
一个重要的插曲是，早在2000年左右，北京邮电大学就曾进行过个性化专业培养模式的实践，申请通过的学生不仅能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课，本校没有的课程还可以到其他学校修读。学校还要求各学院大力支持该探索，但最终并未坚持下来。
卢晓东表示，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超前的做法。“但国内高校对个人专业的管理规制还不熟悉，加之该举措的行政管理成本较高，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制度环境不同，国家并没有对拔尖创新人才、颠覆性创新人才的培养给予充分支持，高校专业改革的探索自然步履维艰。”
国内真正意义上给予“个人专业”学位认可的，是香港科技大学跨学科学院的跨学科自选主修（理学士）课程。2016年至今，该课程已开设了仿生学、消费行为学、生物能源管理学、建筑环境设计、人机交互、脑机接口、计算认知科学等专业，预计还会增加数字媒体和创意艺术方向。
“我们每年大概招收2000多名本科生，其中成功申请就读个人专业的在5人左右。”香港科技大学署理学务长周敬流说，即便参考康奈尔大学，每年参与类似项目的学生也基本是个位数。
此外，个人专业的设计和评估是一个复杂过程。在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先要根据自身兴趣编排、创建初步的课程方案，并与不同课程的老师充分交谈，寻找所需课程和教授顾问，完成完整的建议，该阶段通常要2~3个月。随后，还要逐级完成三轮答辩审核。正式通过后，在为期4年的学习中，学生可以在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下修改课程，该顾问委员会至少由3~4名教授组成。周敬流认为，这样的个人专业几乎可等同于一个教授团队指导下的本科生博士学位课程。
以林哲帆为例，廖勇表示，电子科技大学组织了一个由学院教职委以及学术领域权威学者组成的11人专家审核小组，主要负责从专业课程的科学性、必要性、逻辑性、整体性、可行性等进行多角度深入论证。同时，要对学生过往的学习经历进行了解，包括他对于学习中所遇问题的态度、解决方法和思维，以此判断是否具有符合个人培养方案的潜质和能力。未来，学校还计划邀请与心理学相关的教师加入，从心理认知角度评判学生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规律。
对于如此“高投入”，不乏质疑的声音。“一些持保守观念的老师比较不能理解，花这么多精力培养一名学生是否太浪费、是否有风险，尤其是这种培养模式在短期内看不到太多效果。”周敬流表示。
为此，他还曾专门到学校就业部门进行调研，想知道就业市场到底认不认可这些个人专业生，结果有些出人意料。“一些招聘人员告诉我，如果一名学生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强的学习、规划能力，清晰地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不管其专业方向是什么，我一定想要他。”
“个人发展的未来去向难以准确预料，但这些少数者中，可能出现某个新领域的开拓者、领导者。”周敬流一直在向政府和校方传递这种理念，“高校每年负责管理那么多本科生，没有理由连几名‘特别’的学生都‘照顾’不到。一个良好的社会一定容得下他们。”
“专业”概念过时了
香港科技大学申请个人专业的学生中，有一些曾给周敬流留下了深刻印象。
托马斯（Thomas） 是一位“星战迷”。他受大反派达斯·维达的启发，坚定了一个梦想——通过机械手段拓展人类功能的极限，他想要学习仿生学。但是，当时全球范围内都没有仿生学这类跨学科的学士课程。最终，他在学校得到了自主设计仿生学课程的机会，特地参考了德国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设计重混了生物学、机械工程、电子工程、控制学，以及生理学、神经科学在内的课程组合。
再比如，有学生设计了生物能源管理学专业，它由一部分生化理科基础课程、生物工程课程、环境能源科学课程、工商管理课程以及创业课程组成。为学习相关知识，学校还帮助该生争取到了意大利一所大学的交换课程。这些突破传统学科范式的课程设计给作为科学家的周敬流带来了巨大的新鲜感和启发。
“进入大学时，你往往会尝试选择一个主修专业，你可以读化学、生物学、文学等被划分得泾渭分明的传统学科。但当你毕业工作和生活时，面临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真实的问题，你无法将这些问题定义为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周敬流说。
因此，他不断向学生们传递一个理念，即将不同知识进行整合和转换，这才是学习该有的过程。千万不要让已有的学科、专业限制了发展机会。
也许能够成功申请并完成严格意义上个人专业的学生还是少数，但他鼓励所有学生探索和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鼓励高校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自由空间，让他们有机会专注于有独特兴趣的领域。
但这有一个前提——政府和高校要从根本上转变对“专业”这一基本概念的认知和管理。卢晓东提出，国内高校“专业”概念的最重要特质是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它体现在同一专业学生所组成的班集体、教研室，以及与教师组织相连的经费、教室、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实体意味着壁垒，学生们就无法基于选课自由，促进知识结构的自我建构。“但从本质上看，‘专业’的概念其实是一组课程。”卢晓东强调，这组课程可以由教师组合完成，之后交由学生选择，也可以由学生进行组合，之后自己学习。在国外，高校正是在这种专业概念下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专业设置自由、专业数不限、专业类型不限、有广泛的跨学科专业，学生可以调换专业，也可以自主设计专业。
但我们也常常面临一个困惑，一名本科生如果尚未在传统学科领域积累深厚的基础，是否适合突破学科专业限制，尤其是探索个人专业这类新的知识结构的自我建构。
“我们从来不否认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但过去对于‘基础’的认知也许正在限制我们的思维。”卢晓东以物理专业为例解释说，所谓基础知识是物理学范式的核心，之所以认为基础要牢固，是因为有许多人居住在物理学这座知识大厦中，且它需要很长的建筑寿命。“可问题是，当学生们打好了一个传统地基，到头来却发现，他们根本没有用这个地基盖房子，就算盖了房子也未见得终身居住在此，这个地基的意义就会被消解。”
“而如果我们自主选择一个真正感兴趣的问题领域，其实是在另起一座知识大厦，它的地基是全新的，并应该符合新大厦的规模、结构，即能容纳多少人、建筑寿命是多久。如果这座知识大厦独属于我，那就无法用传统学科的专业基础来评判我的地基是否足够牢固。”在卢晓东看来，只有理解了这一观念，高校探索各种课程组合的教育方式才能拥有更大空间。
卢晓东表示，由于个人专业在我国的专业目录中尚没有位置，建议教育行政相关部门尽快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设立“个人专业”，并给予学位认可，鼓励更多有勇气和创造力的学生构建独属于自己的知识大厦。在“卡脖子”背景下，尤其在香港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探索已经上路的情形下，这个呼吁更显迫切。
（来源：《中国科学报》，本文有删节。）
高校学科建设有了新动向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截至2023年6月30日完成备案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设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名单中，对原风景园林学、医学技术、工商管理等一级学科及其下设二级学科和依托上述一级学科设置的交叉学科进行了相应调整。
此次自设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呈现哪些新特点，体现了高校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的哪些新动向？
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
此次发布的名单中，自设二级学科的学位授予单位456个，自主设置二级学科5242个；自设交叉学科的学位授予单位232个，自主设置交叉学科860个。
“数据显示，2020年，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4917个、交叉学科549个，到2023年显著增加。自设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持续扩展，体现了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领的重要特征。”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副研究员齐书宇介绍，近年来，为强化对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支撑，一批新兴学科不断发展壮大，此次发布的储能科学与工程、人文医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生物信息学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学科的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快速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
她表示，名单也显示，通过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自主设置，着力培养能够识别、认知、解决“复杂问题”“真实问题”的创新人才。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国际工程教育中心副研究员乔伟峰注意到，有组织地开展试点是这次自主设置学科的一个特点。例如，2022年3月，教育部和中国工程院会商工程教育工作，将推动“工程教育学”学科建设作为院部合作事项之一，随后委托专家起草博士生硕士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征询培养单位试点意愿和建议。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正式发文，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0所高校开展“工程教育学”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试点。他认为，这是我国工程教育学学科建设从构想走向现实的重要标志。“试点工作开展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组织召开了全国工程教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10所院校组建了学科建设联盟，并先后完成本单位的自主设置二级学科论证工作。”
有利于发挥高校各自学科优势
早在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便颁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其中规定，二级学科由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此后，教育部定期向社会公布各学位授予单位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设置情况。
关于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有哪些优势，齐书宇认为，自设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有利于发挥高校各自学科优势，培养服务社会需求、引领科技创新的各级各类人才，也有利于高校加快形成特色学科的比较优势。“目前获批的自设二级学科，往往离不开其一级学科强大的师资队伍、完善的设施条件和迫切的教育需求。因此，高校中越是有优势的学科越倾向于设置更细化、更全面的二级学科，以支撑整个学科的内涵发展和特色形成。”
乔伟峰表示，此次发布的名单是落实《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放权与规范并进的目录管理新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二级学科和专业学位领域是学科门类的第二级分支拓展，动态性很强，最易产生知识汇聚，是学科建设中最有生机的部分。因此，鼓励有条件的培养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与我国学科目录管理的改革方向一致，是强化办学自主权、激发办学活力的集中反映。
避免“一股脑”地设置学科，“一阵风”后不管不问
自设二级学科，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挑战。齐书宇留意到，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可能会导致学科设置过于分散，缺乏系统性；或过度迎合社会需求，忽略学科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她提醒，在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加强管理、规范配置，避免自设学科报考人数不足，成为徒有其名的“空壳”。
吴伟认为，高校在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过程中，既要避免不顾实际“一股脑”，也要避免重设置轻管理，“一阵风”刮过后对学科发展不闻不问。“建构新的学科管理体系，学术管理部门要统筹培养过程管理、支撑保障体系等方面的调整。要实施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组建开放流动的交叉学科教师队伍，探索跨学科联合聘任，以提升不同院系的参与积极性。”
齐书宇认为，可创新实体机构，构建矩阵式管理架构。依据增设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要求，设立“交叉学部（院）”与“交叉学系”，加强科研平台建设、优化教学资源配置，以保障自设学科的培养质量和长久发展。
“尽快完善协同培养和条件保障机制设计是当务之急，特别是产教、科教协同育人的微观机制设计。要让国家教育评价改革的理念和要求落实落地，制定配套措施，防止评价过多过细，突出发展性评价，引导教师集中精力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作贡献。”乔伟峰说。
（来源：《光明日报》，本文有删节。）
开启高校专利高质量转化新篇章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是落实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部署的重要举措，更是新时代我国高校加快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行动指南。
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科技创新、促进成果转化、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强调要“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本次《方案》的出台，聚焦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的双重作用，围绕高质量专利转化运用，着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关键堵点，为我国新三年专利转化和运用刻画了鲜明生动的路线图，也为高校专利的“怎么管”“如何评”“谁来转”“谁能用”“怎么用”指明了新方向。于高校而言，《方案》主要体现出五个“新”：
一是充分吸收高校创新改革新举措。2020年以来，全国多所高校院所积极参与成果赋权改革、成果评价改革、全面创新改革等重大科技体制改革试点。众多高校的改革实践先后凝练了成果单列管理、尽职免责机制、人才培养评价、创投宽容考核等一大批创新举措。《方案》充分借鉴吸收高校改革实践经验，结合知识产权工作面临形势和要求，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新模式、新做法、新举措，高起点支撑了高校专利管理和转化的制度创新。
二是大胆应用近年科技前沿新成果。我国高校专利有着基础性强、保有量多、技术点散的特点，常规性的分类、匹配、推送手段难以满足转化需求。去年以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新成果为高校专利转化水平的再提升带来了新潜能。《方案》创造性地提出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成果，鼓励开发智能化评估工具，推动校企精准对接、高效互动，为破解长期困扰高校专利转化的历史难题提供了良好思路。
三是深度挖掘专利技术市场新价值。专利不是锁在抽屉里面的纸片，高校的专利工作核心就是要让技术走出实验室，到市场中实现价值。2022年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三部门联合开展“百校千项”高价值专利培育转化行动，一批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积极推动专利资源配置模式、培育组织形式、技术评价方式等重大革新，加速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机制。本次《方案》进一步明确以重点产业领域企业为主体，开展高价值专利组合的协同培育和挖掘，推动高校实施以产业前景分析为核心的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和以质量为导向的专利代理服务机制，在前期“百校千项”行动基础上，推进高校进一步面向市场需求，深化专利价值挖掘和培育，实现从组织模式到具体方法的系统创新。
四是加快构筑专利数据信息新平台。推动高校专利转化能级跃升，关键是要打通供需信息流通堵点，建立统一互通的数据平台，不仅要让高校专利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市场，更要让经营主体方便易懂地了解专利信息所表达的技术内容和内在价值。2019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先后布局建设一批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和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机制，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方案》的出台，在固化前期知识产权信息中心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了全国统一技术交易市场建设的要求，明确下一步将以建设若干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抓手，筑牢数据底座、加大数据供给、强化信息互通、加强信息服务、规范交易制度、建立统计机制，推动专利数据信息平台再造升级。
五是全面打造成果共享开放新生态。专利转化工作绝对不是高校单方的事，既需要高校自身破旧立新、苦练内功，不断提高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也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主动而为、同向而行，共同营造成果转化良好环境。本次《方案》多措并举，部署开展专利开放许可、创新联合体组建、产业专利池建设、国家无偿实施许可、绿色技术国际开放实施等一系列开放共享行动。《方案》的施行将有助于全国高校进一步盘活存量专利、激发创新活力、释放转化动力，促进全社会携手厚植开放创新、共享发展的新沃土。
总体来说，《方案》目标鲜明、路径清晰、重点突出、措施有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为“十四五”后三年高校专利转化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明确的工作指引和有力的政策保障。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朱新远，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破五唯”5年：警惕凡是量化皆可“唯”
“破五唯”的本质是破除唯一性，变单数为复数。要警惕“破五唯”变相成为考核一切的可量化指标，以及对“五唯”的升级、“变相加码”。
即将“奔四”的华林在东部某地方高校任教。“白天通常要应付考核填表，常常到夜深人静才有空思考学术，感觉‘破五唯’后，自己反而更忙了。”
2018年11月，高校“破五唯”改革正式启动。时隔5年，“破五唯”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但在部分教师反映压力比从前小了许多的同时，也有部分教师“吐槽”压力有增无减。按照“破五唯”思路下的多元化评价，教师本该回归各自的主责、主业，但“华林”们的感受又从何而来？
对“破五唯”存在两类曲解
华林坦言，他之所以感觉比“破五唯”以前更忙碌，是因为如今要应对的考核似乎变得更“杂”了。而在中国人民大学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周光礼看来，部分老师产生这种感觉，说明一些高校已经有效地建立了多元化评价体系。
“‘破五唯’的真意是，教师从多维指标中选择一项最擅长的，并不是要求每位教师全面发展、面面俱到。”周光礼说。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当“五唯”被破后，要警惕其变相成为考核一切的可量化指标。“这本质上是对‘不唯’内涵的曲解。”
“此外，‘破五唯’还需要警惕一种现象，即以‘破五唯’为名，对‘五唯’升级和‘变相加码’。”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姜华说。具体而言，“过去数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现在数国家级课题。”“过去数SCI、SSCI和CSSCI论文数量，现在转向了数顶刊学术论文数量。”“科研人员获得了项目、经费，却并不一定高兴得起来，为了应对考核要求，他们不得不继续申报更高的项目级别。”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曾指出这一围绕核心指标白热化竞争的状况。
看似指标变得更加多样化，实则让“唯指标”之风愈演愈烈，极大违背了“破五唯”的初衷。这就难怪教师陷入一种“被时间规训”的怪象——随着时间推移，教师的各方面工作都要求增加特定的数量，一旦超时无法完成任务，教师们就会焦虑不安，进而想方设法加快速度，跟上时间的步伐。
为何上进的高校更难“破五唯”
“破五唯”进程中，头部高校形成了不看数量看质量的好做法。如复旦大学在国内最早推行代表作制度，清华大学率先出台了“博士生毕业不要求论文”的规定，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宣布退出国际排行榜，带动高校“退榜潮”等。然而，由头部高校层层传导下来的科研竞争压力，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国家级课题、顶刊论文和国家级科研奖项变得“僧多粥少”。
“‘五唯’破不净的现象更多集中在力争‘上进’的高校中，比如争取硕士点、博士点的高校，目前身处非‘双一流’行列但力争进入‘双一流’行列的高校，担心‘双一流’不保的高校，专科想升格为本科、学院想升格为大学的高校。”上海大学教授叶志明说。
中国教育战略发展协会副会长李志民指出，“破五唯”在部分高校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一边强调去“帽子”，一边又在发“帽子”。不在源头上加以扼制，仅靠约束高校、科研单位，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去“帽子”的目的。
“凡是有关部门设立的各式奖项、评比，高校或教师都要想方设法申报，否则可能在某项重要的评估、竞争中落败。”樊秀娣说，由此进一步加剧了高校的过度竞争、集体“内卷”。
姜华告诉《中国科学报》，“从前‘双一流’高校毕业的博士愿意选择地方院校就业，但近年来，地方院校也要求博士从博士后做起，采取‘预聘-长聘制’，要求两三年内出成果，对学术产出要求的提高使得博士生的就业之路更加坎坷”。
在这场“内卷”大赛中，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只能“望门槛兴叹”。尽管不少地方的职称评审权已下放至高校，但在高职院校、没有硕士点的本科院校，其职称评审权依然未下放到高校，且省里多以科研为导向。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评价一个人本就复杂，却采用了简单的量化指标；一所高校发展要抓关键，但现在又弄得极其复杂，涉及方方面面。”叶志明说。
“立教学”只有量化指标不可行
“破五唯”之后立什么，是“破五唯”中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立教学、立育人”一直是高教界呼声最高的诉求。“相比较‘破五唯’之前，高校在保持科研上升的同时，的确比从前更加重视教学了。”何金旗说。
近日，上海市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高校应根据不同类型和岗级教师设定教学工作量，把担任班主任、辅导员，坐班答疑，参与教研活动，编写教材、教案等计入教学工作业绩……鼓励教师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在职称评价中的权重。
可是，如果把“立什么”简单理解为由行政主导的多元化评价，就很容易出现量化走偏的情况，甚至教学、育人也会被量化裹挟。
周卓曾参加了一场在他看来十分乏味的教学创新大赛，“感觉自己站在台上就像一个演员”。“所谓的‘创新’乏善可陈，比赛的套路在课堂教学上根本无法施展。”但就是这样的大赛，一届办完，立刻又启动了下一届，报名者争先恐后。只因为这样的大赛能为高校指标“装修”贡献数据，能在评职称中带来优势。
在叶志明看来，“真正的育人评价是在原本生源较差的情况下，把学生培养成才，让学生有很大的增量”。让他感到痛心的是，挂在高校院墙上的优秀毕业生照片往往都是有一官半职的。“夸耀学生当官的高校，其价值观是不是本身就出了问题？”
高校分类尚未真正破题
作为一线教师，王硕旺认为，“破五唯”要想成功，对于教师个体必须满足3个条件——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能受到限制，教师的工作质量不能降低，绩效上要体现优劳优酬、多劳多得。
然而实际上，“破五唯”下的分类评价尚未被所有高校接受。分类评价在一些高校立不起来，归根到底“高校设置的条件还是‘五唯’标准，也再一次说明了‘破五唯’不是高校一家的事，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共同努力”。周光礼说。
他指出，多元化评价以分类为前提，政府对高校的评价也是以高校分类为前提。但目前我国并未建立起一个普遍认可、用于评价的高校分类体系，基本上是以分层为主。“没有合理的分类，会给‘破五唯’带来巨大困难。”
比如，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试图建立“两类四种”高校分类体系，践行“政府定类、高校选型”评价。两大类即“双一流”高校和非“双一流”高校。后者又分为学术型、应用型、首评型3种类型，供高校自主选择。然而，在现行的话语体系中，人们普遍认为学术型大学比应用型大学水平更高。因此，几乎所有高校都要“攀高就虚”选学术型大学。
“这种分类体系隐含价值判断，且都有分层的痕迹，即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使得多元多维评价促进多样化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周光礼说，“评价是一个治理的问题，多元多维意味着多主体要参与评价，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
然而，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正陷入自循环的境地。樊秀娣指出，以人才培养为例，质量过不过关本该由社会、用人单位评价，教师上课好不好则该由学生评价。但如今，评价却主要由相关主管部门实行，同时，这些评价又成为有关部门自证成绩的重要内容。这就使高校往往只要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就可以了。这也是学校有填不完的报表、参加不完的评估活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评估中要更强调评估主体的身份问题，多注重利益相关者的评价”。
在科研评价上，同行评议是关注成果实际水平和价值的公认形式。“一般而言，科研成果只有同行中的‘小同行’才能做到科学评价。”樊秀娣指出，如今不少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较多集中在高校行政部门。行政主导的评价特点往往是以量化数据来考量和决策。“未来还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多放些评价权给基层，因为只有部门才知道谁是真正有贡献的人。”
（来源：《中国科学报》，本文有删节。）
教育元宇宙须与现实无缝融合
“元宇宙”这一概念，自问世以来便吸睛无数。
近日，工信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其中强调，“推进构建虚拟教室、虚拟实验室等教育教学环境，鼓励通过平台共享虚拟仿真实验实训资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作为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教育元宇宙正加速发展，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什么是教育元宇宙？专家介绍，它是元宇宙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即在利用元宇宙技术创建的、虚实融合的场景下进行教育活动，具有“沉浸体验、网络社交、群体创造、虚实共生”等主要特征。
目前，教育元宇宙有哪些应用，成效如何？其发展还面临哪些难题？
教育元宇宙，前沿应用有哪些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主办的2023年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即将迎来决赛。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赛事秉承产教融合、产才融合的思路，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赛促用，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出发，助力我国仿真产业快速发展。“大赛为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前沿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提供了‘仿真答案’，仿真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数字化教学，还可在医学、化工等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除此以外，教育元宇宙还有哪些前沿应用？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刘菁介绍，学界将教育元宇宙系统架构划分为基础设施层、运行平台层、规则机制层和模式应用层。教育元宇宙的运用与发展主要体现在模式应用层——以虚拟现实、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与教育教学环境深度融合，为师生提供虚拟仿真、XR教学、智慧教学等具体场景。
“比如教育部建设的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共享平台，目前已有3514个实验中心，涵盖了各学科领域的大学实验课程。智慧教学场景体现为：在传统教室基础上加装电子白板、平板电脑、门禁系统等一系列智能终端设备的智慧教室；拥有大量数字化、智能化装备，能更好满足学生学习需求、提升实验效率的智慧实验室。管理平台则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设计并搭建的‘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综合能源微网能量管理平台’等。”她举例说。
沉浸式情景体验学习，效果如何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许鑫长期研究元宇宙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他发现，元宇宙不仅能给学生提供在传统教学中难以获得的身临其境的体验，更强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具有节省成本和可重复使用等优点。“教育元宇宙通过共享虚拟仿真实验和实训资源，进一步做大优质教育资源‘蛋糕’，提升了教育普及性和公平性。”
不过，所有的学习都适用元宇宙技术吗？为深入探究此问题，许鑫团队最近进行了一项随机实验，比较151名国内本科生使用VR解剖学学习模块与传统视频教学的效果差异。“实验结果显示，VR组在学习眼球生理结构知识方面的表现略逊于视频组。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目前已有的沉浸式学习资源并不一定能有效促进复杂知识的获取。VR模拟所需的互动性可能会增加学生的额外认知负担，反而抑制了某些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前期调研中，我们还发现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报告。与传统课堂相比，‘元宇宙+英语’并没有显著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一些学生甚至反馈，元宇宙学习增加了更多的操作步骤。”许鑫补充道。
因此，他建议：“教育工作者应考虑到不同学科特点，评估哪些知识内容适合采用VR呈现，哪些不太适合。例如，在医学解剖学等需要大量视觉信息记忆的学科中，VR技术无疑具有显著优势。然而，对于需要语言和逻辑思维的学科，VR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许鑫表示：“在构建教育元宇宙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还应关注学习者认知发展水平、认知习惯等因素。在制作教育元宇宙教学资源时，必须全面统筹规划，充分考虑新技术环境的特性以及各个学科的特点等。”
刘菁认为，目前我国教育元宇宙的建设，通常由不同的开发者、教育机构和公司进行，缺乏统一标准和指导。并且，支持元宇宙建设的现实技术条件还不完善，一些底层技术不够成熟。许多虚拟环境仅仅是数字化模拟，缺乏真正的互动性和教学策略。另外，与传统教师培训相比，针对教育元宇宙教学应用的培训难度较高，目前主要以企业的技术使用培训为主，结合一线实际教学的培训师资、培训课程及相关资源、培训环境极为缺乏。
刘菁注意到，2021—2022年间，我国学者开始积极探索如何推动教育元宇宙落地，但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话题就从基础设备建设、技术研发，拓展到了思政教育、图书馆教育等应用研究领域，教育元宇宙研究范畴出现泛化趋势。“元宇宙是一个新兴领域，如果盲目研发教育元宇宙相关技术与课程，可能会浪费既有教育资源，同时束缚教育元宇宙发展的想象力。”
刘菁建议，要把教育元宇宙融入教育信息化的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中，为教育元宇宙健康有序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指导。还要以教育新基建推动教育元宇宙发展，将其纳入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方案，加快推进教育专网建设，推动5G、VR、AR、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发展。
学习体验更丰富且个性化，何以实现
教育元宇宙，将走向何处？
许鑫表示，在未来，教育元宇宙将成为全球教育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例如，有研究将美国、韩国和日本学生置于元宇宙学习空间中，通过安装传感器和多语言翻译转换器等技术设备，实现了学生在跨地区、跨语言环境下的互动学习，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他认为，教育元宇宙还将为促进教育培训与学术交流研讨提供全新场域。“举例来说，2021年，在第29届亚洲心脏和胸外科学会线上会议中，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名参会者通过头戴式VR设备参与了手术培训。参会者纷纷表示，自己仿佛身临其境地观看了整个手术过程。随着教育元宇宙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数字化联动将以更丰富的形式展现。”
刘菁认为，以教育元宇宙为依托的虚拟实验室、虚拟教研、沉浸式情景体验学习等领域均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能够为学生和职场人士提供更加丰富且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为终身学习提供更好的环境和平台。目前，元宇宙发展正处于数字孪生阶段，随着其不断发展，教育元宇宙还将经历虚实互构与虚实共生阶段。
“如在虚实互构阶段，教育元宇宙将与教育数字化深度融合。更广泛的AR和VR教育应用与传统课堂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并支持个性化学习，使学生能够访问个性化的虚拟学习环境，根据自身兴趣和学习需求选择课程和活动。在虚实共生阶段，虚拟学习环境将与现实教育更加无缝融合，学习变得更综合和全面。此外，全球教育合作也将进一步加强，学生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虚拟学习环境中的交流与合作。”刘菁说。
（来源：《光明日报》）
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可模仿“驾考科目一”
近期，很多国内高校又开始进入了一年一度的新晋导师科研诚信教育培训环节。高校在积极开展规范化、程式化的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工作时，也要不断深入思考当前教师科研诚信教育培训面临的一些问题，并寻求相关的解决办法。
科研诚信教育培训面临三大问题
众所周知，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也是新时代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科技管理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学会、协会等主体各司其职，对科研人员、教师、青年学生、科技管理人员等在入学入职、晋升报奖、申报项目等重要节点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培训。这一规定无疑使高校的科研诚信教育培训有了根本遵循。然而，高校在开展具体的培训中，依然会面临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重复培训增加了科研人员的工作负担。《意见》明确规定了各科研诚信建设主体的科研诚信教育培训责任，这就使各责任主体由于分工不同，可能会对和它们均有科研关联的同一科研人员，进行重复性的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即使是高校这同一责任主体，也可能会对同一科研人员在历次职称晋升、导师培训和科研项目管理中，进行重复的科研诚信教育培训，而科研人员也不得不按要求，接受来自不同管理主体，甚至是同一管理主体的重复性培训。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科研诚信建设责任主体增加了工作负担，并客观上也给科研人员增加了工作负担，挤占了他们宝贵的科研时间。
第二，重复学习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一般而言，高校有本硕博3个学生培养层级。如果学生在本科阶段已经学习了科研诚信的相关课程，那么研究生阶段还需要再重学一遍吗？同样，如果学生在硕士阶段就已经接受过相关科研诚信的教育教学，那么博士阶段还需要再重复吗？这背后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当前高校的科研诚信教育并没有在本硕博之间进行很好的衔接，这导致了学生重复学习，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第三，缺乏科学考核，科研诚信教育培训的效果难以衡量。接受过科研诚信教育培训的科研人员、学生是否一定很好地掌握了相关内容，是否还需接受相关教育培训？这需要高校对各类群体对于科研诚信教育培训相关内容的掌握程度进行考核和了解，并确定他们是否还需要继续接受新的教育培训。
然而，当前国内高校对科研人员的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大多没有事后考核，对各层级学生所进行相关教育的考核，也大多以让他们完成一篇相关论文或小作业的形式进行，没有针对学生掌握程度的实质性考核。这使得无论是对科研人员的科研诚信教育培训效果，还是对各层级学生的科研诚信教育培训效果，都难以进行衡量。
新方式可助科研诚信考核“减量增效”
要解决以上问题，高校既要减轻科研诚信教育培训的负担，又要提升科研诚信教育培训的效果。
具体来说，对于科研人员、学生等科研诚信教育培训群体，科研诚信考核要达到省时、省力、高效的目的。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可以模仿“驾考科目一”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
众所周知，“驾考科目一”作为机动车驾驶证考核的一部分，其考试内容包括驾车理论基础、道路安全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相关知识。考试形式为上机考试，100道题，90分及以上过关。
科研诚信的教育与考核之所以可以模仿“驾考科目一”，是因为前者与后者相似，同样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明确性。
全世界公认最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包括伪造、窜改和剽窃。我国确定的科研不端行为还包括不当署名、重复发表、买卖论文，违背医学伦理、实验动物伦理和科技伦理等。在我国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相关规定中，这些内容以及相关科研不端案件的调查程序，乃至各种科研不端行为的惩戒措施等都有明确的说明。因此，借鉴“驾考科目一”考试的方式，高校可以建设内容完整的“科研诚信考核题库”，随机抽取100道试题（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对教育培训群体进行考核。满分100分，90分合格。
如此一来，如果科研人员通过了科研诚信的年度考核，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这一年度内的项目申报、职称晋升、导师培训等过程中，不接受任何关于科研诚信的教育培训。反之，如果其考核不合格，就必须参加教育培训并继续接受培训后考核，直到考核合格为止。
对于学生而言，如果在本科阶段已修完科研诚信相关课程并通过了考核，其在研究生入学时就可以参加免修考核。如果考试合格，则不用再修；如果不合格，就必须继续学习相关课程并接受课后考核。博士阶段以此类推。这种方式既减轻了科研人员和学生接受科研诚信教育培训的负担，又提升了科研诚信教育培训的效果，可谓一举两得。
总之，作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高校承担着对科研人员和学生开展教育培训的重要任务。面对当前高校科研诚信教育培训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高校可以通过创新考核方式，达到“减量增效”的目的，简单、高效地推进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工作。
（来源：《中国科学报》）
复旦启动生命健康产业领军计划
日前，复旦大学生命健康产业领军计划（以下简称“领军计划”）首期开学典礼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行。据悉，领军计划最终录取学员50人，他们的平均工作年限20.4年、管理年限14.7年，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占到63%，行业分布集中在医疗器械、生物制药、康养产业、产业技术等多个板块。
该计划是长三角首个医疗产业产学研一体化平台，也是复旦大学医疗系建立的首个生态圈，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联合该校其他平台资源共同建立。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金力介绍，领军计划的推出与复旦终身教育的理想高度符合，“我们期待为每一位人才职业发展的成长道路提供支持”。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认为，管理与科创并举上海未来助力科创领军人才成长的关键。“企业家不可能单打独斗，科学家也不能把企业当成实验室。”他指出，领军计划将成为文理融合的一个典范，围绕生命健康最前沿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技术发展动态、行业热点问题，深度剖析行业的重点、难点，搭建起优秀学员之间重要的交流平台。
（来源：《中国青年报》）
第六届亚洲临床工程论坛在广东医科大学举行
11月5日，由广东医科大学主办，日本大阪滋庆教育集团、中国医师协会等单位协办的第六届亚洲临床工程论坛在中国东莞和日本大阪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召开。来自中国、日本、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等国的60多位临床工程技术领域专家学者，分享了临床工程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及科研成果，并研讨加强前沿医学和工程学的创新融合。
广东医科大学副校长丁元林致辞中表示，广东医科大学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健康事业进步，主动适应教育部提出的人才培养新要求，在医工交叉融合领域进行了不懈探索。未来，广东医科大学将继续深化推动医工融合，着力培养面向未来的临床工程人才。
据介绍，目前广东医科大学已与地方及其它院校共建了“松山湖医工融合创新中心”和“医工联合创新学院”，成立了广东医科大学松山湖健康医疗大数据工程中心、纳米技术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积极探索医工交叉融合新路径、新思路和新模式，推动医工交叉融合领域核心技术和生命健康领域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取得显著成效。
特邀演讲环节中，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主任委员李斌介绍了“2022年度中国医学工程领域十大进展”；日本滋庆医疗科学大学临床工学系教授广濑稔介绍了日本的临床工学制度及对医疗的贡献；广东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院长林林教授作题为“广东医科大学医工类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的学术报告，着重介绍了医工融合培养创新人才培养的特色案例。
在报告环节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郑丽沙等专家作了报告。此外，来自中国、日本、孟加拉国的多位专家学者就亚洲各国的BME与CE的融合发展及对医疗制度的贡献进行了深入讨论。
亚洲临床工程论坛始于2012年，本次论坛在临床工程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教育体系、人才培养、医工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来源: 《科技日报》）
浙江工业大学探索高校巡察“新路子”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自2020年7月启动校内巡察工作以来，围绕“三聚焦一加强”监督重点，按照“试点先行、分批推进、逐步扩大覆盖面”的步骤，坚持建体系、压责任、强实效“三管齐下”，探索出一条推动高校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目前，学校党委已对28个二级党组织完成全覆盖巡察任务，紧盯巡察发现的问题，推动被巡察党组织制定或修订制度494项，有效传导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压力，切实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一、抓好定制立规，构建“双轮驱动”工作体系。学校党委锚定制度和人员“双轮”，着力加强顶层设计，确保巡察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制定出台《巡察工作实施办法》和涉及中期会商、巡审协作、风险点防控、问题底稿、问题线索、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日常监督、巡察建议书、巡察“回头看”、巡察干部考核等工作领域的10个专项制度，建立起一套从巡察准备、巡察实施到巡察反馈、巡察整改的全过程工作规程。学校党委书记担任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每季度组织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有关巡视巡察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对每轮巡察提要求、定方向，对每个巡察报告审阅、把关，有力推动巡察工作走深走实；科学设置巡察办，配备1名专职干部，明确巡察工作职责要求；按照“三个不固定”“一次一授权”等原则，组建3个巡察组，选派3位正处级干部专职担任巡察组组长，以全年开展4轮巡察12家单位的频度，全时段推进常规巡察；建立由二级纪委书记、组织员、纪检员等72人组成的巡察人才库，以促进巡察工作前后衔接、步调一致。
二、抓牢明责担当，拧紧“三化共进”工作链条。着眼高标准推进，学校党委推动形成监督长效化、督办常态化、考评制度化的工作链条，确保二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有效落实、工作扎实推进。每轮巡察分层分类向被巡察二级党组织书记、领导班子成员和师生反馈巡察意见，提出整改要求；聚焦书记“第一责任人”和“党政同责”，建立党政主要负责人表态发言机制，要求立整改“军令状”；落实二级纪委监督责任，督促成立巡察整改监督工作小组，全程监督整改落实工作。创新方式方法，要求被巡察二级党组织书记直接向学校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整改落实情况，整改报告第一时间报送学校分管领导。对在巡察整改中存在的问题或师生反映强烈的情况，及时跟进开展两轮巡察“回头看”工作，增强了巡察的公信力和师生的获得感。将巡察整改情况与每年学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检查有机结合，纳入年终二级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作为“减分项”嵌入学校“强基指数”管理评价项目，对整改不力的由党委组织部和纪检监察室严肃追责问责，以压实各二级党组织巡察政治责任。
三、抓住提质增效，强化“四环融通”工作机制。着眼高要求落地，学校党委聚焦统筹谋划、组办会商、精准监督、分类指导等四个环节，落细落实巡察全过程管理。坚持严的主基调，通过学校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定年度计划、巡察办出巡察方案、巡察组做专项方案等方式，促进巡察过程环环相扣，确保巡察任务层层落实。建立巡前、巡中、巡后三项会商机制，强化巡察组和巡察办各成员单位的协同协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聚焦学校巡察氛围营造“全覆盖”，职能部门协商联动“全天候”，被巡察单位师生协同“全过程”，切实提升校内巡察工作的参与度与实效性。每轮巡前开展专项培训，常态化推进人员交叉互巡，进一步增强巡察人员的专业素质与工作能力。每年梳理巡察共性问题，根据问题归属编制《巡察建议书》，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确定牵头单位，制定整改措施，推进督查巡察和纪委监督一体贯通，助力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来源：浙江省教育厅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