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讯
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高等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世界高等教育报告：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新愿景
高教视点
杜玉波：新时代本科教育的使命与路径
完善医学学科专业体系 推进人才分类培养
以评促建：大学学科评价应实现四个转变
当今我国医学教育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用好学科交叉这个“催化剂”
高校动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践行大健康理念 创建互联网医院医联体“1236N”医疗健康服务新体系
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高等教育
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8所（含独立学院164所），比上年减少11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比上年增加11所；高职（专科）学校1486所，比上年增加18所；成人高等学校256所，比上年减少9所。另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233所。
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430万人，比上年增加2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8%，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普通本科学校校均规模16366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校均规模18403人，高职（专科）学校校均规模9470人。
研究生招生117.65万人，比上年增加7.00万人，增长6.32%；其中，博士生12.58万人，硕士生105.07万人。在学研究生333.24万人，比上年增加19.28万人，增长6.14%；其中，在学博士生50.95万人，在学硕士生282.29万人。毕业研究生77.28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7.20万人，毕业硕士生70.07万人。
普通本科招生444.60万人，比上年增加5.33万人，增长1.21%，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71.77万人；在校生1893.10万人，比上年增加74.70万人，增长4.11%；毕业生428.10万人，比上年增加7.59万人，增长1.80%。
职业本科招生4.14万人，比上年增加2946人，增长7.66%，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1.51万人。在校生12.93万人，比上年增加5.59万人，增长76.18%。
高职（专科）招生552.58万人（含五年制高职转入专科招生45.20万人），同口径比上年减少18.03万人，下降3.16%；在校生1590.10万人，比上年增加130.55万人，增长8.94%；毕业生398.41万人，比上年增加21.72万人，增长5.77%。
成人本专科招生378.53万人，比上年增加14.77万人，增长4.06%；在校生832.65万人，比上年增加55.36万人，增长7.12%；毕业生277.95万人，比上年增加30.99万人，增长12.55%。
网络本专科招生283.92万人，比上年增加6.01万人，增长2.16%；在校生873.90万人，比上年增加27.45万人，增长3.24%；毕业生259.06万人，比上年减少13.19万人，下降4.84%。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历教育报考625.78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48.94万人。
高等教育专任教师188.52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6.97万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56万人；高职（专科）学校57.02万人；成人高等学校1.97万人。普通本科学校生师比17.90∶1，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生师比19.38∶1，高职（专科）学校生师比19.85∶1。
普通、职业高等学校共有校舍建筑面积108767.29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3472.37万平方米，增长3.30%。生均占地面积58.29平方米，生均校舍建筑面积27.90平方米，生均教学科研实习仪器设备值为17091.23元。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年9月15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新版研究生教育
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新版目录）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目录修订工作的总体思路。
答：本次目录修订工作的总体思路：一是强化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际科技竞争的“卡脖子”关键领域、国家发展和治理的薄弱点，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紧密衔接，针对性设置调整一批学科专业。二是尊重学科专业设置的基本规律，核心考察在培养目标、师资、课程、教材、评价等规模化规范化人才培养实践中的科学性、操作性。一级学科设置方面，坚持宜宽不宜窄总要求，突出宽口径，以利于增强学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后劲；专业学位类别设置方面，坚持需求导向，突出专业技术能力，强调精准和灵活，以利于增强学生的职业胜任力。三是构建面向未来的学科专业建设管理机制，核心是创新学科专业的组织与建设方式，提升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响应能力，为打造需求牵引的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更有力的学科专业支撑。四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主基调，稳字当头，按照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循序渐进、重点突破的办法推进工作。
问：请介绍一下本次目录修订工作的改革举措。
答：本次修订工作的改革举措主要是实现“三并”。一是目录与清单并行，构建“目录+清单”（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的学科专业建设管理新模式。目录是基本盘，突出规范性、普遍性、成熟度，每5年修订一次，以学界业界的共识为基础；清单是补充盘，突出灵活性、创新性，每年动态调整，不求系统性、完整性，着重服务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和重大需求。二是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改变过去专业学位类别目录是学科目录附表的呈现方式，把两个单子“并表”，将主要知识基础相近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统筹归入相应学科门类，凸显两种类型人才培养同等重要，进一步强化了两类人才的培养均须把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的要求。三是放权与规范并进，进一步放权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同时明确各单位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规范程序，加强对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监管，不能保证建设质量的坚决予以退出。
问：新版目录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答：新版目录有14个门类，共有一级学科117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36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31个。主要变化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体现了优化发展专业学位、支撑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所有门类下均设置了专业学位，新设了气象、文物、应用伦理、数字经济、知识产权、国际事务、密码、医学技术等一批博士或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将法律、应用心理、出版、风景园林、公共卫生、会计、审计等一批专业学位类别调整到博士层次。二是加强了对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支撑。新设智能科学与技术、遥感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法医学等一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并对部分一级学科进行更名。三是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新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区域国别学等一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四是加强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科专业支撑。根据艺术类人才培养的特点，重点对艺术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及专业学位类别设置进行了调整优化，在原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基础上，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包含艺术学理论及相关专门艺术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另设置了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6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五是进一步推进分类培养。本次修订在统筹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设置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强化了对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础支撑，也是夯实分类培养、分类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
问：学科专业设置管理机制有哪些重大变化？
答：学科专业设置与管理将实行放权与规范并进的目录管理新机制。主要举措有：一是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二级学科与专业领域三个层级，统筹设置、调整与管理工作。二是坚持高起点设置，高标准培育，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实行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的放管结合新机制。三是对学科门类的设置与调整、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命名规则、编码规则、设置条件、设置程序、编入目录等作出明确规定。四是缩短目录调整周期。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修订周期缩短为5年，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和专业领域每年定期统计发布。五是建立了调整退出机制。规定了学科门类的调整程序、试点设置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撤销程序、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退出目录的程序和要求。
问：下一步的工作考虑是什么？
答：新版目录将于2023年启用。为做好新版目录与2011版目录的平稳衔接，主要工作安排有：一是关于完善专家组织。根据学科专业调整情况，采取新设、转设、归并等方式，对专家组织进行调整完善。二是关于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工作。按照托底、保质的原则，制定专门工作方案，平稳开展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工作。三是关于完善学科专业有关工作标准。组织专家编写或修订完善学科专业简介、学位基本要求、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核心课程指南及学位论文要求等工作标准。四是关于与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衔接安排。根据学生备考和招生工作实际，今年下半年启动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仍按2011版目录执行，2023年下半年启动的新一轮研究生招生工作将按照新版目录执行。五是关于在校生及今年下半年启动招生、2023年9月入学研究生的安排。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这些研究生的培养仍按原学科专业执行。六是关于学位授权审核工作。2022年的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仍按2011版目录执行，2023年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及新一轮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将依据新版目录开展。七是关于与现有重大建设项目的衔接。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建设学科名称依据的是2011版目录。为保证政策连续性，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按照已公布的建设名单继续推进。在此过程中，我们将要求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学位授予单位结合本区域、本单位实际，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切实保障师生利益，严格做好过渡阶段的各项工作衔接。
（来源：教育部网站）
世界高等教育报告：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新愿景
近日，由全球大学创新网络（GUNI）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合作编写的世界高等教育报告——《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新愿景》在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发布。报告从八个方面描绘了全球高等教育现状与趋势，并对未来10年及以后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勾勒。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世界存在基础设施、科技和知识鸿沟，而新冠肺炎疫情让这种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不平等加剧。国际大学协会调查发现，疫情期间欧洲国家85%的大学采用了在线教学模式，而非洲国家却只有29%的高校使用在线教学。报告分析认为，这种不平等源自结构不平等，并提出当前高等教育向数字学习过渡，不仅需要科技，还应注重为使用者赋能，将人放在第一位。同时，政府、公共和私立合作伙伴应合力缩小数字鸿沟，加强网络连接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高质量数字学习内容，并帮助教师掌握远程和混合教学模式。
报告还认为，健康危机与经济社会危机相伴，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比如录取、培养和就业等。为此，大学和高校应积极制定相应战略计划，努力为学生和高校提供经费支持，推动性别平等，并对受教育权这一概念进行升级和拓展。
从终身学习视角培养素养和技能
当前，全球挑战、科技创新、全球化和经济社会变革正在影响全球各项工作领域，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要求人类采用新的知识和技能去应对。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当前人类所获取的技能和未来10年工作的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匹配。报告认为，我们需要推动劳动者终身学习、再培训与获取新技能，甚至做好对职业部门进行改革的准备。
为此，报告特别推荐两种新技能——横向技能（Transversal Skills）和技术技能（Technical Skills），并强调个人学习责任。其中，横向技能包括适应能力和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自我管理和与人相处能力。个人学习责任则指赋能学生，使其为自身学习以及职业发展负责。报告认为，应以学生为学习中心，聚焦问题而非答案，强调深度学习和跨学科学习，继续重视记忆的作用，并采用让学生参与相关过程的新的评估方法。报告还提出，应超越时空，推动全方位学习和终身学习，鼓励高等教育机构转变角色，缓解人才技能培养与就业市场不匹配等情况，主动融入当地生态系统和社会，为实现进步、增长、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等人类共同目标而努力。
在变化的世界中推动人文主义
报告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关注人文学科，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环境、他人及自己。而且，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不应是割裂的，而应在知识生态系统框架内，与科学、技术及其他领域一起通过系统思维进行理解。
报告建议，高等教育应在变化的世界中推动人文主义，并从三个方面培养未来公民。首先，学会融入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6年发布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学习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但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这些支柱概念应进行扩展，如学会共处须超越人类互动范畴，关注环境人文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其次，学会与社区融为一体。高校及相关工作人员应主动服务于社会，借助人文学科将各相关方联系起来，创造网络，构建多样化、全球化社区，聚焦培养未来公民，并注意求同存异。最后，学会开发个人潜能。关注个人及情感的作用，特别是注重艺术、绘画、文学、音乐等在情感中的中心作用，帮助个人平衡生活并享受生活的过程。
推动研究与创新服务社会变革需要
新冠疫苗研发表明，知识研究和创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因素，而此次疫情危机也揭示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意义。在社会、政府和产业协调框架下，高等教育机构在知识研究和创新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报告认为，研究和创新须与可持续发展和合作同步进行，与此同时，可持续不应被视为一种需求，而应作为一种增长的机遇，大学应在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报告建议，高等教育机构首先要在科学与社会之间搭建一个稳固的桥梁，进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其次，适时将知识转化为创新，并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更具创业精神和跨学科性，以应对未来挑战。再其次，加强研究和创新分享与合作，并促进相关领域向世界开放。最后，更新学界评估标准。传统评估指标侧重于出版物数量、影响因子和全球排名，但决不可以此取代专家判断和定性评估，同时还应关注科研操守、创造力和对经济社会的贡献等。
构建更包容和可获取的大学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高等教育范式正在发生变化，教育法甚至大学的培养模式也在被重塑。具体而言，在线教育如慕课等通过信息技术创新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模式，数字化则对培养模式提出了新挑战。欧洲大学协会曾提出“没有围墙的大学”，而今天日益常见的“虚拟校园”让“大学”这一概念更为模糊，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种趋势。报告认为，数字技术只有置于学习和教育管理数字生态系统框架，才能发挥作用。欧盟于2020年推出《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其目标正是开发出一个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
报告提出，数字技术应作为一种媒介，并由此引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降低教育成本并惠及更多受益者；二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推动高等教育更具灵活性并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三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构建世界最佳学习模式。报告还表示，在线与面对面学习模式应相辅相成。尽管在线学习模式有明显优势，但面对面学习仍然有增值空间，因为学生能够从这种社会交往中受益。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主义已成为世界争论的焦点，但应找到契合点，将人和人的生命放在科技发展的中心。最后，报告建议将数字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权利和优先事项。
通过重塑大学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报告表示，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内，可持续发展教育制定了一个更细致的教育框架，为教育的每一阶段明确了特征和使命。其中，高等教育为青年未来职业发展和成为合格公民搭建桥梁，因此对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变革作用。国际大学协会研究发现，可持续发展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变革高等教育教学与研究功能；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通过联系当地社会与国际社会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要想推动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并整体变革高等教育机构。报告建议，一是确立联系或协同思想，包括与环境和各方人士联系、与不同领域知识联系以及与高等教育机构内外联系等；二是变革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例如使用批判性思维、勇于参与、自我约束并积极采取行动等。同时，不仅要从环境视角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还要重视社会情感方面的教育。
为实现共同目标加强国际合作
报告强调，全球挑战只能通过全球方案解决。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等，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加剧，我们呼唤一种协调性、决定性和全球性的干预。对此，高等教育机构不能视而不见，因为这些挑战既损害未来人类的利益，也对当代人造成影响。应对这些全球挑战，须注意高等教育机构的双重身份——它们既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又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具有地区和国际双重影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与其他机构紧密合作。为此，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政策与实践极为重要。
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行动，相关国际化政策与实践可以成为内部变革的催化剂，但不能与所属机构割裂开来。譬如，它们可以成为教育变革实验室，但不能违背机构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具有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特征，而尊重并维护其身份与独特性，是所有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程度须在竞争与合作、差异与融入以及独特性与同质性之间找到平衡，以更好地服务核心理念和使命。当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还应将机构灵活性、开放性与加强透明性的承诺及创新的魄力结合起来。
建立坚韧、创新和有社会责任感的机构
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使高等教育机构治理成为核心议题之一。关于高等教育机构治理，学术界尚无统一定义，但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包括决策、选举、自治权、利益相关方、高等教育机构互动、开放性和经费等。西方学者鲍德里奇曾在1971年将大学治理模式归纳为官僚、学术组织、政治三种模式，学者布雷奇和科根则于2007年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利益相关者组织。报告认为，世界已经进入网络知识社会，应该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更具开放性、合作性及灵活性。
报告表示，鉴于当前复杂形势，没必要采用一种标准化治理模式，但须认真学习成功治理模式的四个因素，包括尊重机构文化、确保学术团体参与相关决策过程、适当推动与其他大学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加大当地社会对大学事务的参与力度等。报告还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应提升相关人员专业背景，如新聘用专家应具有新兴学科背景等。同时，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的界限日益模糊，应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打破壁垒，吸引更多具有开放性、合作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此外，还应重视青年和女性人才，不断加强管理人员培训和领导力建设。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2年9月1日，编译者：黄金鲁克，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二等秘书）
杜玉波：新时代本科教育的使命与路径
以育人为根、以本科为本，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和显著标志。2022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习近平, 2022） 这条路要走得稳、走得实、走得远，必须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立校之基，使本科教育真正成为大学的“底色”和“第一使命”。只有办好本科教育，才能够培养出一流人才、产生一流成果、发挥一流影响，让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充满向往，为一流大学传承发展人类文明奠定基础，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一、正确认识新时代本科教育的使命责任
高教大计，本科为本。大学教育的质量，首先体现为本科教育的质量。没有高质量的本科，大学高质量发展就缺乏根基。我们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刻认识本科教育的使命。
一是坚守本科教育的初心。本科教育是高校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的首要环节，是培养青年学子家国情怀、使命担当，使之“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习近平, 2021） 的关键阶段。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应该说，今天没有什么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更重要，没有什么比这个方面出问题更危险。本科阶段是人生中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灌浆期”，让学生们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本科教育的使命与初心。
二是明确本科教育的任务。本科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阵地，是培养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重要途径。本科阶段的青年学子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生力军，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前进的一代人。本科教育要以德为先，把爱国主义的种子埋入每个学生的精神深处，强化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担当精神的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是本科教育的根本任务。
三是彰显本科教育的价值。本科教育是落实“四个面向”（习近平, 2020-09-11）、培养领军领导人才、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关键依托，是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战略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基础工程。要以“四个面向”为方向，把握大势，加强前沿性、引领性学科建设，全方位谋划科学教育、工程教育。要走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完善多渠道选拔机制，深入推进培养模式改革，着力加强创新品格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容错、包容失败，引导优秀本科生心无旁骛、潜心科研。积极探索一条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工程、科学与人文社科并重，团队协作与个人创造并举的创新人才培养新路是本科教育的突出价值。
四是夯实本科教育的根基。本科教育是落实“四个自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根基，是在“两个大局”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实践载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的历史、文化、国情都有独特之处，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培养出大师，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要坚定教育自信，自觉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努力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充分发挥我国历史、文化、国情的特色，在课程、教材、实践各环节不断创新，实现对学生价值、知识、能力的全面塑造，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是本科教育的根基所在。
二、系统把握新时代本科教育的发展路径
推进一流本科教育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需要在理念创新和战略路径方面多点发力。
一是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大学要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自觉，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汲取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智慧和力量，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教育引导学生扬爱国情、立强国志、践报国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要充分利用校史馆、博物馆、红色资源等，让学生们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代代的杰出人才为国解难、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卓越贡献，让学生们听到革命先烈惊天动地、彪炳史册的英雄壮举，让学生们学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自强不息、勇敢挺起民族脊梁的无私奉献精神。要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着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与世界胸怀，提升人格气质与心胸格局。要重视价值塑造，着力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转化力，提高思政教育的效力，强化学科专业、校内校外、科研教学等各方面协同发力。要强化思政与教学协同，构建浸润式教育模式，打造更有灵魂的大思政育人体系。
二是落实“全人化”的人才培养理念。本科教育要注重人格为先、德才兼备、品德为重的全人化培养，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协同育人。要强化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协作精神、国际视野。要梳理价值塑造、知识养成、实践创新改革路线，实现思政“活化”、知识“衍新”、学以“智用”，推动“全人化”人才培养。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鲜活的教育教学内容，通过个性化定制化人才培养，充分挖掘学生个人潜能，激励学生自主卓越，实现“学生有价值成长”。学校的成功、教师的高明，就在于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使学生在本科期间养成终身受用的良好习惯，做好未来发展的多种准备。在教学设计上，要更加注重“导向”，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思路导向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在教学内容上，要更加注重“更新”，及时反映学科研究新进展、相关实践新经验、人才成长新需要；在教学方法上，要更加注重“互动”，多采用参与式、讨论式、交互式、个性化的教学；在教学管理上，要更加体现“灵活”，建立起适应弹性学习、学分制和主辅修制的教学管理制度。
三是强化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纵观世界一流大学，虽然实现路径各有千秋，但拥有一流师资并依靠一流的教师培育一流的人才这一点是相同的，也是必然的。本科阶段是青年学子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是树立崇高价值观、形成核心能力素养的最佳年龄。教师应当成为学生品格塑造、知识学习、创新创造、报国奉献的领路人，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学深品正的一流教师的示范与熏陶是教育的最好方式，对培育胸怀天下的未来一流人才至关重要。要激励教师全身心投入人才培养，营造“科教融合，以教为先”氛围，实现“教师有价值成就”。要鼓励教师倾心本科人才培养，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在青年学子思维最活跃的时期以重大挑战性问题为牵引，推动进阶式研究学习。只有科研活跃的教师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要建立以高水平科研反哺教学的机制，把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下决心提高科研对人才培养的贡献度。要在教师与学生的学术共同体中促进教师交叉合作、形成合力，宽角度、多层面、高质量地引导学生成长成才，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四是推进数字化赋能本科教育教学。信息化的快速迭代演进，使教育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终身化，学习越来越个性化和泛在化。要准确把握数字时代教育的新变化，统筹推进新技术应用与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灵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先进信息网络，传输学习信息和经验，以“互联网+”推进构建网络化、立体化的全民终身学习“智慧教育”载体与平台。要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形态“智慧”教学空间，探索虚实互动、线上线下结合的全新教学体验，形成人机共生、时空交互、知识衍新的学习环境，实现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知不在。要明了智慧教育的发展方向在于教育元素与对象的全维感知、泛在多尺度的教育信息网络、教育数据挖掘和知识衍新以及多元个性化的教育定制服务。要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快发展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教育，打造数字教育的升级版，让更多的国民享有高质量的教育，以满足社会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要关注数字化战略赋“智”于人和融“智”于校，更要强“智”于国，将本科教育成果、一流大学建设特色优势转化为国家建设发展的动力。
五是促进基础学科与优势学科的交叉协同。现代产业和未来技术的发展，要求大学必须重构学科领域，促进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要重视“破界”思维能力培养，鼓励学生关注本质、打破局限，开展更有价值和战略性的创新，培养战略科学家的潜质。要夯实基础学科能力素养，在“强基计划”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2.0”基础上，建立本硕博衔接的交叉培养模式，深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互促的培养模式改革，扎实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要探索“荣誉学院”“荣誉项目”新改革，不断迭代创新，统筹基础学科人才和卓越工程人才成长所需的不同“营养元素”，做到因材施教。要将二者的共性需求相结合，在面向国家战略的实战中磨砺意志、训练思维、锤炼能力，真正将卓越工程人才和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技术创新以及国家意志、重大需求、重大战略的场景驱动紧密结合，探索建设拔尖人才培养的新范式。
教育兴则国家兴，本科强则大学强。说到底，本科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在于建设了多少一流学科、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关键是看学校培养出了什么样的人才，看毕业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大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要能够看到培养一代又一代人才为国解难、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卓越贡献，能够看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能够看到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责任担当，能够看到坚持胸怀天下、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大国情怀。
（来源：《中国远程教育》2022年第7期，作者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完善医学学科专业体系 推进人才分类培养
学科专业目录是知识分类和社会需求的基本体现，是国家引导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和规范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新一轮医学门类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的宗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坚持“四个面向”，增设和调整医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专业类别，进一步优化了学科专业结构，丰富了医学学科专业内涵。
一、科研创新，完善医学学术学位体系构建
医学人才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医学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学科专业目录是医学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开展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工作的重要依据，是学科专业建设的指挥棒。因此，医学门类学科目录修订要适应大众健康需求、满足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医学进步和科技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已经过四次修订。医学门类最初下设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药学6个一级学科，而后依次增设了口腔医学、中药学、特种医学、医学技术和护理学5个一级学科。学科专业目录适时修订，紧密结合了医学学科专业发展趋势，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医学学科专业建设和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工作。
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法医学从特种医学学科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级学科，旨在满足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对相关人才的迫切需求。法医学是研究并解决与法律有关的人身损害、死亡、身份鉴识等问题，为刑事侦察提供线索，为审判提供证据的鉴识性医学学科，主要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法医临床学、法医毒物学和法医精神病学五个方面。新时期，法医学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公共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医学技术是研究与发展疾病防、诊、治技术与仪器装备的学科，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此次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将原有医学技术一级学科调整为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这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突破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需要。近几年，我国部分高校开展了医学技术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探索，例如北京大学等高校试点开展呼吸治疗、眼视光、放射物理、康复治疗、口腔修复工艺等领域高级人才的招生培养。医学技术专业学位注重专业实践技能的提升，并紧密服务区域、行业产业发展，积极拓展与高新技术企业、研究机构等单位合作，培养大批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层次复合型医学技术专门人才。
二、面向行业，丰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类型
服务大众健康，为培养社会需要的、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的高水平临床医师是研究生教育重要任务。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开辟了高层次应用型医学专门人才的培养渠道，实现了单一学术学位到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的历史性转变。尤其是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医教协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在教育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导下，高校根据专业学位类别的特点和培养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卫生健康行业和区域人才需求，遴选符合条件的、具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能力的附属医院开展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2016年，教育部批复北京市、上海市教委组织开展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推动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有机衔接。形成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齐头并进的局面。通过高校与行业联合搭建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人才产教学研培养平台。
此次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将公共卫生专硕调整为专博，旨在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对面向未来公共卫生领军人才的新需要。北京大学于2015年开始试点公共卫生应用型博士培养。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凸显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的短缺，2020年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设立《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项目》，批准北京大学等11个单位试点培养公共卫生应用型博士。此次，正式增列公共卫生博士专业学位（DrPH），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领域培养高级管理或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培养在国家、区域及全球范围内有专业影响力、国际视野和宽泛知识结构的高级专门人才。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有助于医学院校明确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培养了解中国卫生国情、掌握疫情防控知识、具备创新科研能力、学科交叉融合能力、具有全球健康视野和协调管理潜力，突出公共卫生职业素养培养，扭转“重研究轻实践”的论文导向。
药学博士专业学位的设置解决了新药研发过程中关键技术的转化、新药临床试验的设计与实施，以及个体化用药精准治疗技术开发应用等领域有扎实药学基础和复合型知识背景的急需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问题。转化药学方向，以实际应用问题为导向，将药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满足医药企业的药物研发机构和生产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岗位需求；临床药学方向，依托医院资源和临床数据进行药物临床试验研究、药物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以及再评价，同时可以患者为中心，研究临床药物的合理应用，实现临床个体化用药，提高药物治疗水平的综合性应用；管理药学方向，围绕药品全周期，运用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指导药学事业健康发展。
三、传承特色，加强中医药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推广下，中医药领域在学科构建、医疗服务、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包含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等在内的中医学科体系。201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独立设置中医博士、硕士专业学位，实现中医专业学位教育和中医执业医师考试的科目衔接。推进研究生教育制度与师承制度的有机衔接，将师承培养方式融入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要求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每周安排半天跟随指导老师临诊学习。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6所中医药院校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为做强中医药学科奠定了发展基础。
针灸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原创的以经络腧穴等理论为指导，运用针刺、艾灸和推拿等方法、技术防治疾病的一门独特的医学学科。设立针灸专业学位类别，表明针灸已经成为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治疗技术特色鲜明、临床运用极为广泛、知识体系完善的应用型学科。针灸是中医药学体系中古典与现代交融充分、中医与西医结合紧密的学科，获得国际的广泛认可，国外也设立了针灸专门学校，开展3-4年的职业培训，开设针灸课程，并设置有针灸硕士、博士学位。在中国特色医学学科专业体系建设中开展针灸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可凸显中医药学非药物疗法医学视角，能够进一步扩大针灸的海内外影响，提升中医药学科地位，建设更符合中医药特点与规律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服务模式。
总之，随着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卫生健康服务需求的增加，实现医学教育与人民健康事业的有机融合，培养“用得上、干得好”的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学科交叉的不断深入，卫生健康领域的知识创新、科技服务和产业升级需要大量复合型科技人才。此次学科专业目录修订统筹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增设和优化，以学科为主导、突出专业特色，分类推进人才培养，为开展医工、医理、医信、医文等学科交叉的复合型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基础。新时期，医学研究生教育将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主线，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医学研究生教育体系，培养高层次专业化的医学人才。
（来源：教育部网站，作者乔杰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
附：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医学门类部分
1001 基础医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
1002 临床医学（同时设专业学位类别，代码为1051）
1003 口腔医学（同时设专业学位类别，代码为1052）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
1005 中医学
1006 中西医结合
1007 药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同时设专业学位类别，代码为 1055）
1008 中药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
1009 特种医学
1011 护理学（可授医学、理学学位）
1012 法医学
1053 公共卫生
1054 护理*
1056 中药*
1057 中医
1058 医学技术
1059 针灸*
注：代码第三位从“5”开始的为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后加“*”的仅可授硕士专业学位，其他可授硕士、博士专业学位。
以评促建：大学学科评价应实现四个转变
好的、有用的学科评价应当是能够“体用结合”并促进学科知识生产能力的评价，在评价主体、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过程上是与大学学科建设具有紧密的衔接机制的，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建’就意味着学科评价的着眼点不在于评价而在于建设，其目的在于为大学的学科建设现状‘把脉问诊’，为大学构建良好学科生态体系、提升学科知识生产能力、参与学术市场良性竞争提供决策依据。”因为大学与学科是多样、多元的，它们在类型、层次、规模、水平、能力等方面是千差万别的，如文、理、工学科在组织规模、结构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基于大学学科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认为大学学科评价不应该是单一的、封闭的、静态的，而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动态的评价，应从评价主体、目标、内容和过程四个方面实现转变。
一、主体衔接：实现从“闭环管理”到“开放管理”的转变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学科评价与学科建设的利益相关者是相同的，包括政府、大学、学者以及社会组织等，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会发现学科评价与学科建设的主体几乎是没有交叉的，两者各自为政，学科评价形成了一个只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小部分处于学术链顶端的专家学者等的闭环系统，学科建设形成了一个只包括大学、学科、学者的闭环系统。这种双闭环式的现象限制了学科建设与评价主体的责任，造成了学科建设单位与学科评价主体之间的割裂。
在学科评价闭环系统中，评价标准与评审规则的制定由政府主导、学者建议、评价承接单位执行，学科建设单位即大学在行政问责和评价目标问责的双重压力下，严格按照学科评价标准推进学科建设，最后，评价单位根据既定的评价标准和评审规则对大学的学科建设情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决定了政府的资源分配结果。“闭环式评价强化了学科建设主体间的单向问责，在学科建设主体和评价主体之间建立起对立竞争而不是信任合作的良性态度，造成了学科评价的‘碎片化’和‘割裂化’。”
要打破当前存在的学科评价与学科建设相割裂的现象，首先要实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封闭的关系向开放、互融关系的转变。学科评价过程应该充分吸收学科建设主体的参与，秉持新公共治理理念，构建服务型学科评价体系，在制定评价标准与评审程序、评估过程以及评估结果的整个流程中，都应将学校、学科和学科中的学者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以提升他们的学科建设能力为前提，重视并响应他们的需求，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以评促建”“体用结合”的评价体系。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学科评价与学科建设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但是评价主体和评价过程是交叉融合的，是从“闭环”走向“开放”的。
二、目标衔接：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
评价目标的确定是评价的基础，建立学科评价和学科建设之间的衔接机制的基础就是要建立以学科建设质量为目标的学科评价体系。已有的学科评价体系的评价目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商业化的学科评价体系，其评价目标主要是为学生填报高考志愿提供选择依据，如U.S.News、THE、QS等；另一类是行政性的或者学术性的学科评价体系，其评价目标主要是进行学科的学术排名，如我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开展的学科评估、汤森路透公司发布的ESI排名等。很显然，这两类评价目标与学科建设目标并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学科作为大学的基层学术单位，其建设目标应该与大学的基本职能相一致，并最终由基本职能的实现而满足社会需求与国家需求。大学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相应地，这也应该是学科建设的目标。由此可见，当前在社会上和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几大学科评价体系的评价目标体现的是工具理性，而学科建设的目标秉持的应是价值理性，这两者之间是割裂的。
割裂的目标导向必然导致大学学科建设出现偏差，应建立与学科建设目标相匹配的学科评价目标。以客户需求为基础，建立“倒推机制”，即以学科建设目标倒推学科评价目标。第一，明确学科评价范围，对于不同的学科评价体系而言，其评价范围是具有一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的，不同的评价对象群体具有不同的特质，应首先厘清特定评价对象的共性。第二，明确大学学科建设目标，以“政府”和“大学”的需求为基础，明确这两大主体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对于学科建设的需求，基于此，对一定范围内的大学学科建设目标进行提炼与细化，并在学科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内部取得共识。第三，以大学学科建设目标倒推学科评价目标，学科评价本质上是为学科建设服务的，其评价目标应当能够体现对于学科建设的目标达成的价值体现，如学生培养质量的目标、科学研究的目标、社会服务的目标等。诚如有些学者所言，“如果我们的专业和学科评估能认真研究如何从学生学习成果和教师学术成果中得出质量，那么就能真正做到‘破五唯’，也才能真正得出科学的结论”。
三、内容衔接：实现从“学术评价”到“综合评价”的转变
学科是大学进行知识生产的载体，大学学科建设内容应当是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具体表现，学科评价内容也应随着学科建设内容的转变而转变。一直以来被西方大学秉持的“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体现了大学将知识生产作为一项完全独立的、自由的、理性的学术活动，大学和学科“可以不必关心应用目标，可以不必关心国家利益，却能够自然而然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国家也可以放心地资助科学并且不干预科学，却能够自然而然地从科学的发展中全面获益”。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知识与社会、经济的融合日益加深，知识生产不再是大学和学科的独立活动，其他社会主体尤其是政府通过经费资助和委托生产等方式对大学与学科的研究进行干预越来越显著，因为，“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日益迫切要求科学服务公共利益，并推动科学从过去完全掌握在科学家手中的‘私器’转变上升成为国家的‘公器’”。科学研究也随之发生转型，不但要认识物质和世界的“存在、结构、性质”等科学属性，还要重视这些科学属性的“社会价值、性能、意义”等社会属性。在此情境之下，单纯地对学科建设的成效进行学术评价已经与现实脱节，学科评价内容应当从“以学术评价为主”向“RES（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影响）综合评价”转变，“要从对学科产品的评价走向对学科生产能力的评价，从纯粹的学术标准走向立德树人的根本标准，从专注学术影响评价走向关注社会影响评价”。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对其科研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增加除学术研究之外的人才培养、社会影响的评价内容，如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将“研究影响”权重由20%增加至25%，荷兰“标准化评估指南（SEP）”增加了“相关性评价”指标。
四、过程衔接：实现从“静态评价”到“动静结合评价”的转变
当前的学科评价过程基本以指标评价、数据评价和表格评价为主而没有现场评估，本研究将这一过程称为“静态评价”。“静态评价”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尊崇指标构建和计算技术。大学排名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是指标体系的设计，包括指标选取、权重设置和评分标准确定，不同的指标体系将直接影响各大学最终的分数与排名，决定了大学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也决定了排行榜公信力和认可度，是维系排行榜生命力的主要因素。因此，几个知名的大学和学科排行榜不断修正评价指标以及计算方式，力求“指标体系完美”。二是重视表格评价。将表格中的数据作为最重要的评估依据，也因此造就了一批填表格的“专家”。三是评价以数据为王。从数据来源的种类来看，已有的大学排行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公开统计数据（数据库数据）、学校自报数据、调查数据。公开统计数据主要指由政府部门或权威机构发布的大学相关数据的统计，数据库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学校自报数据指的是学校将自己统计的相关数据报送给大学排行榜发布单位；调查数据通常为大学排名发布机构根据指标体系所设计的向大学管理人员、教授、雇主等相关人士发放的问卷调研，调查数据成为机构进行大学排名的数据来源之一。
现行的“静态评价”应转变为“动静结合评价”，让学科评价从单纯的“书面评价”走向“直接证据”、走向“现场”，从物理空间上实现学科评价与学科建设的衔接。“静态评价”看似科学、专业、高效，然而对于作为人类最复杂的活动之一的学科建设的评价是否真正有效却非常值得质疑。陈洪捷和沈文钦就曾质疑现行的学科评价，认为是“用最简单的算术法来管理世界上最复杂的劳动和最繁杂的组织”。这种简便的方式是否能科学地指导大学学科建设以提高大学学科建设水平？从结果而言，将学科排名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可能造就的是一批数据上一流的学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学科，在这里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学科指那些能产生国家社会需要的重大创新成果，培养一流人才，引领社会科技文化进步的学科。学科建设成效不只是简单的数据堆积，在建设的过程中有人的劳动与活动，有资源的配置与交易过程，有学科与市场的互动。客观数据和表格审读只是学科建设的客观证据，立德树人的成效、产学研的合作与成效、科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效以及在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组织文化等都需要评估专家走进现场亲身感受，方能做出准确判断。作为一项治理情境中的复杂活动，学科评价是一种与环境、不同团体及个体密切联系的社会性行动，在这个多种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场域中，学科评价如果只凭借数据、表格加以建构，那么其所服务的学科建设将疏离大学场域，难以获取多元主体和社会组织的认可。
（来源：《江苏高教》2022年第7期，摘自《从“评建分离”到“以评促建”：有用的学科评价应实现四个转变》一文，作者：张凤娟、宣勇）
当今我国医学教育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我接受医学教育、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已有50多很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医学教育在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最近这几年,医学教育的改革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医学教育要改革呢?我认为不外乎有两种原因：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等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医学教育要不断增加新的内容，采用新的形式，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二是以前医学教育的效果和质量还存在改进的空间，所以大家又提出来改革和创新的问题。无论是改革还是创新，最终是要提高医学教育的质量，要达到我们制定的目标，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医生或者是医学科学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提出了很多问题。下面我想就我亲身经历的、听到的、看到的当前医学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一、临床医学学制问题（略）
二、“新医科”名称问题
吴敬琏先生“国家养那些只会‘整词儿’的专家”有什么用?”的讲话，大家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为外国人整词儿，我相信吴老先生应该不会反对，例如英语中的astronaut，我们称taikonaut；我们的豆腐，英文名称为doufu (bean curd)，等等。据说，日本人建议英国人都用“toufu" 这个名称，争夺命名权。我个人认为，吴先生批评的是务实的少、务虚的多这现象。客观地说，他的讲话有一定道理。例如“新医科(学)”这个名称，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国家当时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在大学恢复招生之后，就分为不同的班，有临床医学、影像学、检验医学、护理学，还有新医学，新医学就是中西医结合班。那时，“新医学”这个名词非常时髦，有的杂志名称就是《新医学》。当时的中医不叫中医，建议称为祖国医学，一些中医门诊部称为一根针一把草门诊部。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名词就逐渐消失了。很多年轻的专家并不知道这一段历史，所以现在又提出“新医科(学)” 这个名词。医学只有两大类，一类是本土的中医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另一类是从西方传来的医学，也就是现代医学，又称为西医，传到中国大约有200多年的历史。如果要增加一类， 那就是“中西医结合医学(新医学)”。现在所谈的“新医科”，本质上属于西医的范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西医的诊疗理念、方法和手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到现在这个水平。中医这个名词已经用了几千年，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常常称它为祖国医学或传统医学，但其本质还是中医，所以后来又回归到中医这个名称。
针对新医科、新工科、新农科等名称问题，我咨询过 32位院士和一些著名大学的前任或现任院长、校长，相当于个人访谈:您对新医科、新工科、新农科等名称怎么看？反对用这样名称者 19位，不愿评论者 12位，未回复者 1位。
反对者举例。①新工科、新医科是赶时髦，现在叫“新”， 那再过 50年呢?等这个名称的时间效应过了以后，就再来一个，再来个更新的，这类词只是想区别于现在与过去有所不同，或者说完全不同。②这种标新立异是没有继承性的标新立异，所有东西都是在继承中发展，才能传承下来。没有继承，而且推翻前者，再弄个新的立意，叫另起炉灶。③这类词本来就不需要。医科和工科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创新，既如此何需“新”这类概念?④今天相对于昨天的“新”，明天相对于今天的新，那后天呢，是不是昨天那个新就没了，逻辑上说不通。⑤我觉得这些都是噱头，现在说什么叫新医科、新工科，再过 10年、20年，是不是要叫新新医科、新新工科?医科就是医科，什么叫新医科?学科有交叉，这是必然的，不管用什么新名词，它还是医科或者工科，这样的名词或概念换汤不换药，例如“医科”这个概念，已经用了几百年了，未来的几百年，它还是医科，不能说以前是旧的，现在是新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⑥我们现在叫它新医科、新农科、新工科，后人怎么办?
不愿评论者给出的原因归纳如下①话题敏感，不评论为妙；②老了，不费心思考虑这些问题了；③说了也没有用；④代沟，想法不一样。
三、医学教学模式问题
谈谈当年我读书的经历，也许在教学模式方面有可以借鉴之处。20世纪70年代初，教育改革的口号是：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五年制医学本科压缩为三年制或两年制，也就是3年或是2年要学完5年的课程，所以有些课程必须重组，例如生化、生理和病理生理合并一起上课，局部解剖学和手术学合并一起上课，老师们集体备课。局部解剖的老师既教局部解剖，也教手术学；外科老师既教手术学，也教局部解剖学。这个形式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整合教学。关于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法，当时那个时候是开门办学，我们经常到农村、部队、工矿企业，遇到什么病例，老师就讲授什么病例，并座谈讨论，这就是典型的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法。每次教学查房时老师都会向学生提问，学生如果回答不出来，老师会给予引导式、启发式讲解，这个形式就类似现在的PBL问题导向式教学方法。到现在，每次教学查房，我仍然采用这些方法。如果大家知道了这段教学改革历史，就不会对整合教学、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法、PBL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法感到新鲜了。我讲述这段历史的目的是要年轻的老师们知道，整合教学、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法、PBL 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法并不是创新，以前就这么做过。现在应该做的是，在原有基础上如何推进和发扬光大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哪种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如果要想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①好的老师。要求老师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并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还要老师愿意教学生， 要用心教学生。②好的学生。需要学生愿意学，还要用心学。③好的教材。要充分满足“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础理论）、“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的教材建设要求。
四、教材建设问题
出版社是否有能力出版发行医学教材，国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资质审核标准。有些出版社邀请一大批专家编写教材，而且还要求参与编写教材的单位一定要使用他们出版的教材。这是一种强迫行为，不符合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规律。需要说明的是，有位研究生曾经告诉我，他发现某出版社发行的教材，很多章节都是从人民卫生出版社五年制本科教材中整段整段复制的。这就存在一个抄袭和版权问题 ，而且会对学生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教科书都可以抄袭，论文为什么不能抄袭？
很多不是教材的书也都挂上教材的名称，影响了教材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很多专家教授，甚至院长、校长、书记都积极申请当教材的主编或编委，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专家不够负责，不认真或不亲自撰写书稿，叫学生或助手代写；有些专家虽然很认真，但水平有限，写出的书稿不能用；有的专家既没有水平也不认真。我主编教材《外科学》已经有20多年了，根据我的经历，有的作者编写的章节，来来回回要修改六七次，仍很难达到要求，这种现象时有发生。
关于教材里用词规范化问题。“中国是肝病大国”“中国是肝炎大国”等这类的说法，在有些媒体、书刊，甚至教科书经常出现。这与当年西方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一些西方政客又说新型冠状病毒是“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有什么区别？
关于“金标准”在医学教材中的应用，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诊断方法都达不到100%准确，但是我们经常可以在书刊文献当中看到，例如“磁共振是诊断诊xx疾病的金标准”“病理学检查是诊断xx疾病的金标准”等等。总体上，影像学诊断疾病的准确率只能达到90%左右，病理诊断出现错误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还有，专家指南、专家共识这些都不能把它看成治疗疾病的“金标准”。有一部分病人，如果是按照某个专家共识或诊疗指南进行治疗，肯定会失败，因为存在个体差异。专家指南、专家共识只能作为参考依据，而且有制定单位和时间限制，不断更新，代表不同的级别和时间段医学诊疗水平。在教科书里用“金标准”一词 ，很容易误导学生。又如，有位学生曾经这样问过我：“老师，我觉得‘血管介入治疗’的说法是错误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这种治疗方法实际上是用穿刺针经皮穿刺，将引导导管插入血管，然后沿血管这个路径将导管送到病变的部位，再将药物或是某种治疗剂直接注射到病变的部位，达到控制出血或治疗疾病的目的。如果是用“血管介入治疗”这个词，血管就变成了一种治疗方法或是某种制剂，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经血管介入治疗”。这位学生是对的。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情况，不再一一列举。
外来语应用的问题。一般的参考书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不一定严格限制，怎么用都可以，只是参考参考。但是，在教科书中应用外来语，教育部应该有要求，要严格把关。我以前介绍过吴阶平先生、裘法祖先生等前辈们关于“患者”和“病人”的名称应用问题。老先生们反复强调，应该用“病人”而不主张用“患者”这个词。“患者”一词来自于日文，是外来语。这个存在争论，有人认为日语中的汉字也是中文。在日本教科书中用的都是“患者”，没有用“病人”一词。老先生们认为，这是经过改造的中文。“患者”不符合中文组词原则。有了疾病，通常表达方式有这几种:生病、得病、染病和患病，生病、得病、染病和患病的人，称为“病人”，怎么成了“患者”？为什么不是“生者”“得者”“染者”？还有人说，不喜欢“病”字，你生病了是骂人的，用“患者”比较礼貌。在民间，特别是南方民间很讲究“谐音”，他们不喜欢用“四(4)” 这个字，因为与“死”谐音，而“患”与“犯”也谐音。老先生们说，他们不反对用外来语，用外来语只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文当中找不到对应的名称，这时就要用外来语代替，比如penicillin，早年中文名称是盘尼西林，就是英文直接英译过来的。后来知道，它是从青霉菌中提炼出来的抗生素，中文名称就改为青霉素。第二种情况是本民族本没有自己的文字，那整个语言和文字都要用外来语，比如韩国和日本早年没有自己的文字，用的都是汉字。印度现在官方文件仍然用英语，这是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痕迹。第三种情况是缺乏文化自信，认为用外来语是一种时髦，典型的崇洋媚外。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编写教材中不严格把关，会影响中华文化的传承。
五、文化自信问题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 4个自信，其中包括文化自信。我们医学界文化不自信的现象比较严重 ，盲目跟风。比如说“个体化医疗”“精准医学”等概念，其内涵与中医的“辩证论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基本理念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科学技术进步了，检查设备先进了，诊断水平提高了。从器官的影像学诊断，发展到分子水平、基因诊断，但其基本理念和目标并没有改变。还有，加速术后康复（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的理念，国内有人把它称为“加速康复外科”，完全错了。它不是一门学科，是通过术前、术中和术后采取一些处理措施，减轻病人痛苦 ，减少并发症，早日康复，减少医疗费用。实质上，它属于围手术期处理的范畴。这个理念，欧洲人1993年才提出。早在1966年，裘法祖先生的外科团队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二减一保"的文章，即减轻病人术后痛苦 ，减轻病人和国家经济负担，保证医疗质量。欧洲人提出的ERAS与裘法祖先生这个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裘先生提出这一理念的时间比欧洲人早了27年。裘先生还强调 :“能做到少花钱看好病的医生就是好医生， 能够花钱少看好病就是高质量。”我认为，这个观点现在仍然没有过时。现在，国内基本上没有人谈“二减一保"， 而是大谈 ERAS。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这些专家不知道裘先生那篇文章，不知者不为过；二是有意为之，崇洋媚外。
我们医学领域为什么不提倡向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学习呢？相同的工程技术或项目，比如美国的GPS，我们有北斗卫星导航；美国的阿波罗探月计划，我们有嫦娥、玉兔；还有光量子计算机，命名为“九章”，等等。这些真正体现了文化自信，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6000年历史长河的文化底蕴。
（来源：《医学与社会》2022年第9期，作者陈孝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
用好学科交叉这个“催化剂”
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要加强面向重大战略需求和新兴科学前沿交叉领域的统筹推进，建立学科交叉融合资助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促进多学科对综合性复杂问题的协同攻关
在日前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科研人员饲养小白鼠时，如果饲养在小笼子里，它会顺着小笼子的边缘跑。后来，将小白鼠养在更大的笼子里时，发现小白鼠还是习惯性地按以前在小笼子里的轨迹跑。王汉中将这种现象称为“小白鼠效应”。
其实，科学研究中的“小白鼠效应”并不少见。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应该随之调整，与时俱进。但是，仍然有一些科研人员坚持“老把式”，采用单一学科的理念、知识和方法去研究新问题。例如，在植物保护领域，传统的病虫害防治采用背负式喷雾器来打农药。如今，采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不仅效率高，也更节约。在这种情况下，再研究调查田间病虫害防治效果时，如果不懂无人机技术、不愿意研究卫星导航技术，恐怕就要跟现实“脱节”了。
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的一条必然路径。据统计，近20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交叉研究成果占比已超过1/3。在这种大趋势下，如果仍然只盯着单一学科的“一亩三分地”，不愿走出“舒适区”，忽视交叉学科，就势必导致“小白鼠效应”。这既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创新成果的产生。
抢占科技制高点，需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当前，许多重大发现和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常常涉及不同学科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越来越多的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产生于学科交叉、技术集成。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样需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学科交叉融合是加速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强化学科交叉、寻求新的科研范式，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科研人员摆脱惯性思维，抓住科研范式变革的机遇，凝练新的科学问题，促进各学科间不断融合，取长补短，推动学科交叉融合迈上新台阶。
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要加强面向重大战略需求和新兴科学前沿交叉领域的统筹推进，建立学科交叉融合资助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促进多学科对综合性复杂问题的协同攻关。同时，要尊重不同学科的特点，鼓励个性化发展，建立对交叉科学研究有效的评审机制和评价体系，培育自由包容的学术生态。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新的学科分支和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势不可挡。202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这对于增强学术界和行业企业、社会公众对交叉学科的认同度，为交叉学科提供更好的发展通道和平台，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广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用好学科交叉融合这个“催化剂”，打破传统的学科专业壁垒，为取得更多原创成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蒋建科）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践行大健康理念
创建互联网医院医联体“1236N”医疗健康服务新体系
8月28日上午，在第二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开幕前夕，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宣布与科瑞泰医疗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360数字安全集团天津公司、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等互联网医疗生态合作伙伴正式合作，共同开启互联网医院医联体“1236N”医疗健康服务新体系的建设之路。
在启动仪式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党委书记、互联网医院院长雷平介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经过持续深入探索，结合自身在互联网医院与医联体方面的不断实践，此次拟建并完善的互联网医院医联体“1236N”医疗健康服务新体系主要指：“1”以互联网医院医联体为平台和依托；“2”以闭环管理为核心的分级诊疗新模式，以健康全过程、生命全周期为核心的医疗健康新模式；“3”通过互联网医院医联体形成分级诊疗“三闭环”，即向上向下医疗转诊闭环，线上线下患者服务闭环，院内院外健康管理闭环；“6”通过互联网医院医联体实现健康全过程、生命全周期的“六全”服务；“N”构建多元化生态合作圈。
互联网医疗是一种新的就医方式，医生与患者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无需见面，医生在网上开具处方，快递把药品送到患者家中，极大地方便了患者。互联网医院作为互联网医疗的具体载体，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互联网医院发展突飞猛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互联网医院于2019年开始构建，2020年3月10日正式上线运行。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互联网医院以大型三甲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医联体为平台和依托，已经建立起以闭环管理为核心的分级诊疗新模式，探索实施了健康全过程、生命全周期的医疗健康新模式。目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互联网医院已经开通用药指导、检查预约、入户护理、数字胶片、专病管家等全流程互联网医疗服务，每天的接诊人数最高突破3400人次，2021年共接诊超过60万人次，在全国处于绝对领跑地位。
分级诊疗制度是我国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一，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我国的分级诊疗制度列出了时间表，并提出从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和上下联动这四个方向来构建分级诊疗秩序，国内大部分省市都在探索分级诊疗的可行性，逐步完善分级诊疗的制度机制。医联体建设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与天津市和平区形成的医联体，通过整合优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强化基层人才培养、打造社区专科特色、提供运营支撑保障等多种方式，对分级诊疗进行了持续深入探索。2020年10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开始探索互联网医院与医联体融合发展之路，初步实现了天津市和平区签约居民在总医院互联网医院平台上的上下转诊、档案互通等功能。经过一段时间探索实践，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互联网医院已经建立起全新的分级诊疗新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互联网医院医联体形成分级诊疗“三闭环”，即向上向下医疗转诊闭环，线上线下患者服务闭环，院内院外健康管理闭环。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党委书记、互联网医院院长雷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医院医联体形成分级诊疗“三闭环”直接推动了互联网医院医联体内居民医疗健康“六全”服务模式的建立。即全病程（对疾病进行“诊前诊中诊后”的全病程管理）、全学科（内科、外科、医技等全学科为患者提供综合服务）、全方位（为患者提供“三级医院、基层医院、居家康复”的全方位服务）、全闭环（向上向下医疗转诊闭环，线上线下患者服务闭环，院内院外健康管理闭环）、全过程（为患者提供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全过程”医疗健康服务）、全周期（为每个人提供从出生、幼年、成年、老年的生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
互联网医疗不仅需要以大型三甲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医联体为核心，还需要构建多元化生态合作圈，专业人做专业事，通过社会力量合作，为互联网医疗提供网络安全保障、信息系统支持、网络互联终端、平台运营服务、5G技术加持等多元化服务支撑，确保互联网医疗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院已经与多家专业化社会力量进行互联网医疗方面的合作，其中科瑞泰医疗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为互联网医疗提供信息系统支持与平台运营服务，360数字安全集团天津公司为互联网医疗提供网络安全保障服务，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为互联网医疗提供“云桌面”网络互联终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为互联网医疗提供5G技术加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也将以互联网医院医联体“1236N”医疗健康服务新体系启动为契机，践行大健康理念，以互联网医院医联体为平台和依托，落实完善以闭环管理为核心的分级诊疗新模式，构建实施以健康全过程、生命全周期为核心的医疗健康新模式，为健康中国保驾护航，切实提升百姓对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
（来源：中国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