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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讯
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提出
高教视点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定位——兼谈教育强国的建设途径
创新医学教育 走好医学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全周期 全链条 全要素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
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应为高校内生需求
研究生教育如何攀爬人才培养金字塔
取消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势在必行
高校动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骨科学院揭牌
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提出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10月7日至8日在京召开。与以往相比，这次会议的名称增加了“文化”二字。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一）实践总结、理论结晶
进入新时代，文化在振奋民族精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作用充分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对网信、文艺、新闻、哲学社会科学、思政、文化传承发展等各个领域，进行统筹谋划、分类指导、部署推进，倾注了巨大心血，投入了大量精力。
聚焦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总书记鲜明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理论成果在体系化、学理化方面日益完善的实际，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如何才能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明确首要政治任务，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聚焦新的文化使命，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基本遵循原则，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即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一系列重要内容，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充分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彰显了这一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
（三）思想武器、行动指南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肩负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的重要职责。
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更要科学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从内部环境看，踏上新征程，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迫切需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起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从国际局势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迫切需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从技术发展看，信息化浪潮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把互联网这个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增量，汇聚网上网下同心圆。从自身发展看，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也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难题，迫切需要坚持守正创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推动事业发展迈向新天地。
因此，面临这样的形势任务，必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时代所需、使命所系、群众所盼，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面临的一道必答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面向未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唯有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持续加强学习、研究、阐释，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才能答好必答题，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来源：新华社）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定位
——兼谈教育强国的建设途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与任务，即合理地协调好扩大开放与自主自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开放与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自主自立，始终牢牢地把高水平人才培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对此，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他的著作《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国未来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个性，一方面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因此，在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面向世界，持续开放发展的过程中，从三个方面把握自身的国际定位是非常必要的。
一、以自身发展为立足点，维护和弘扬全人类教育的共同价值
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当然要维护和弘扬全人类教育的共同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这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就是全人类教育的共有价值。但这样一种维护和弘扬，与各个国家和民族坚持与发展自身的民族性或者文化个性是一致的。因为，“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同时，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而言，恰恰是要通过我们自身的自主发展，特别是本国优秀人才的培养实践与文化传统，进而对全人类教育的共同内涵进行独特的认识、理解与诠释，进而不断认识和发现这样一种共有的价值在中国的特色和具体含义，并且丰富与发展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历史经验表明，“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事实上，“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这个观点是非常准确的，而且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所以说，我们倡导和弘扬全人类教育的共同价值，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通过自身的发展，特别是通过我们自身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实践，才能够更好地丰富与拓展全人类教育的共同价值，为全人类教育的共同价值贡献中国的经验与理解。实际上，哪个国家不想去培养能够服务自己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呢？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其他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是一样，可以说概莫能外。如果说有哪个国家不想培养忠诚于自己国家，认同自己文化的公民与人才，那真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天方夜谭！一个国家只有把自己的教育办好，能够为自己国家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别的国家就自然会去学习和吸收你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某个国际性的银行曾经给中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些贷款，为这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有些人就认为，这个国际银行不应该再给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提供贷款了……；然而，在这个银行的某些官员看来，对中国教育的贷款项目，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支持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而且还在于为世界其他获得这个银行贷款项目的国家地区与机构的教育发展提供一种成功的经验与参考。在他们看来，如果这样的贷款项目在中国某些贫困地区取得了成功，那么这样的成功对于这个银行在其他国家的贷款项目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指导意义。由此可见，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是具有参考意义的。并且我们自身的教育做好了，就是对全人类教育的贡献。另外的一个案例是，某个地区性的金融机构曾经支持和参与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大学生就业的项目研究。他们看到中国大学生就业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后，就邀请中国的学者去这个地区性金融机构的总部去开会交流，介绍中国在支持与引导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经验，给他们其他的项目国家和教育机构作参考。2022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了一个清华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当时，我在以“价值观：学以成人的关键”为题的第一个演讲中，就介绍了中国的教育思想理念以及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中重视价值塑造的实践经验，得到与会的国内外学者非常广泛的共鸣与热烈的讨论。所以，中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民族性和个性，而恰恰是要以我们的民族性和个性为基础，以我们自身的自主自立自强为依托和出发点，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才能够为全球教育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更好地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二、以中国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国家教育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选项
我想在这里谈谈自己一个不成熟的看法。中国高等教育要走向世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教育强国，其目的并不是要去取代其他国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唯一的中心，而是努力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选项与新的路径。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与国际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看，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的确发生过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德国，继而到美国的这种转移，我们也有一些学者怀抱着对民族和国家的一种自豪感和热爱，希望在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转移到中国。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愿望。但是，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全球教育治理格局的发展和世界文化多样化与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教育强国的建设，并不是想要去取代其他国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唯一的中心。而只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在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选项或路径选择，在世界上形成一种教育现代化的多元格局，促进国际高等教育治理格局的优化。不同国家与民族在实现自身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选择某些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路径，也可以选择中国的经验，或者其他的经验。由此恰恰能够形成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多样化格局。如果非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非常容易造成某些国家通过垄断性的标准或资源，在教育这种全球公共事务或产品上进行不公正的“寻租”。这对于世界各个国家教育的公平发展是不合理的。世界需要一种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多样化格局与多样化的道路，这才是合理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仅要为中华民族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且还应该努力以成功的经验，为不同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提供更多的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定位。世界文化发展应该是多样性的，同样，全球教育治理格局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与途径，由此才真正能够促进不同国家教育的相互借鉴与交流。过去我在学校分管外事工作时，常常需要到其他国家的大学与国际组织参加各种国际交流的活动，并且向听众介绍清华大学的办学情况，包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国际合作方面的进展。当时，为了让国外的同行与专家们认识与了解清华大学，我经常是根据国际上具有可比性的各种指标，包括教师队伍的水平、学生生源的质量、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以及科研的经费与成果、重大获奖等，介绍清华的相关数据。然而，在介绍这些所谓的可比性指标时，我发现，台下的人都并不给我面子，有的聊天，有的在看手机……，似乎对我说的不太感兴趣。对此，我一直不得其解。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与世界某些著名大学相比较，清华办学的可比性数据也是非常漂亮的。但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听众的关注呢？我决定要另辟蹊径，改变这种现象。有一次在东京大学的清华周，我就换了一个思路。我没有去讲那些所谓的可比性指标与数据，而是讲述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括其中的各种故事，在中国传统经典《易经》中的含义，以及这个校训与清华大学的学风校风之间的联系，如何浸润在清华文化、办学理念与教育教学中，等等。我惊喜地发现，当我这样介绍清华时，大家的眼睛全盯着我看了，都很专注。这恰恰说明在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中，人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可比性指标，而更多的是能够体现高等教育发展与大学办学规律的独特经验与个性化的诠释。世界文化是多样化的，世界高等教育的格局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可以有不同的目标内涵、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不同的评价标准，而不能是单一的，或者是单极化的。所以，中国高等教育在面向世界时，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去介绍我们自身的成功经验与理论思考，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应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回应全球教育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去介绍我们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由此为世界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为其他国家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新的选项，进而不断丰富与优化全球高等教育的治理格局。
三、以“平视”取向，促进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态势是“向上看”，即努力地向发达国家与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包括模仿与沿用他们的发展模式、评价指标，甚至是各种制度、规范与概念，等等。作为一个后发的教育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阶段与态势是必要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制度建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校园建设的水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外某些一流大学。在某些方面与领域，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正在从过去的跟跑，经过一段时间的并跑，逐渐进入了领跑的位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指出，“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而这种平视的态度也是中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基本定位。“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这种平视至少可以有两个取向。首先是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平视取向，即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态度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交流合作。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有这种自信，虽然我们仍然应该以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向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学习，但的确没有必要还用某种“交作业”的方式仰视某些世界一流大学了。君不见，在如今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交往中，在国际高等教育的各种场合上，中国的大学以及学者的发言与声音已经得到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尊重和认可。在清华大学的国际合作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21世纪初，清华大学在与欧洲某国的一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学生交换中，清华大学申请去该大学的学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对方来清华大学的学生；而在十几年以后，对方来清华大学学习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这种“平视”还意味着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努力加强和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和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这是新发展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取向。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在40多年的实践中，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教育强国和世界一流大学，逐渐有了更多的认识，也积累了很多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验。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更加主动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包括“一带一路”各个国家的大学同行，分享这些认识与经验，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这种分享与交流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对世界高等教育的一种责任与贡献。当然，这也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种内在品质与传统，即以一种和而不同、相互尊重的态度开展广泛与平等的交流。早在21世纪初，清华大学就非常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进行交流，学校领导带队，包括相关职能部门与院系的领导与教授共同参与，主动前往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开展国际合作，等等，得到了这些国家的欢迎与支持。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清华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项目，专门培养能够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交流合作，以促进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的专门人才。
如何合理地面对与协调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所有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对于一大批后发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国家而言，在他们从学习别人，以其他现代化国家高等教育为参照的阶段，逐渐转变为以自身为根据，自主自立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这种矛盾与冲突，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在走向世界和国际化中的定位，包括在国际化中一些创新性探索和成功实践，对于正在迈向教育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也可以是一种值得分享与参考的经验。当然，我们自己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但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在这个方面和领域，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弘扬全球教育的共同价值，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7期，作者：谢维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创新医学教育 走好医学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
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基础工程。据统计，中国人均医师数量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与高收入国家仍存在差距。当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如何提升高质量医学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如何让更多高水平拔尖医学创新人才“冒”出来？
围绕这些问题，中国教育报记者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进行了专访。对于医学人才培养，韩启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不断优化升级医学人才结构层次
我们在继续深化教学内容和方式改革的同时，有必要继续探索现有学制和学位制度的改进。
中国教育报：高质量的医学人才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如何看待培养高质量医学人才的紧迫性？
韩启德：医学教育水平关乎人民健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医学教育成就很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学人才，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显得尤为迫切。我们必须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创新，不断优化升级医学人才结构层次。
我的意见是医学人才培养要分层次。一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有200多所医学院校，对于大部分地方医学院校而言，医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能看病的医生，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扎实的专业技能，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为人类医学事业的进步作出贡献是我们的责任，因此迫切需要培养一大批医学拔尖创新人才。
中国教育报：您认为，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是怎样的？您对进一步提升我国医疗人才培养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方面还有哪些建议？
韩启德：我始终认为，要把大学综合教育与医学职业教育有机结合，将综合素质培养融入医学教育全过程；要区别本科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并据此做好相应制度设计；要处理好毕业后教育与专业学位教育、专科医师培训之间的关系；在本科教育中，要打破基础和临床教学之间的隔阂，将它们更加有机、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我们在继续深化教学内容和方式改革的同时，有必要继续探索现有学制和学位制度的改进。
具体从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上看，目前“5+3”一体化模式（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医学教育的主体，但实践中执行得还不够好。我认为对完成“5+3”模式的医学生都应该统一授予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为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国内有14所高校实施八年制本硕博连读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国在八年制医学教育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各培养学校的培养理念不统一，目标不统一，培养过程也不统一。在实践中，临床医学课程和临床实习时间普遍在4年左右，导致学生临床能力不足。我主张把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整合融通，保障学生临床实践的时间，并专门拿出两年左右的时间去实验室实打实地开展一项研究，因为只有在科研实践中才能真正学会科研。在目前未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我们要勇于去探索、去改革，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走出一条基础宽厚、临床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新路。
另外，考量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忽略中医药人才。中医药是我们的伟大宝库，中西医结合是中国为人类医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独特优势和路径。我们应该把加强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项战略性举措，从人才、经费、制度等方面给予保障和鼓励，力争开创新局面，做出原创性成果。
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医学拔尖创新人才，我们的体制要更加多元化，更加灵活一些。
中国教育报：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只有面向未来培养出新时代的拔尖医学创新人才，我国的医学科技才能走在世界前列。您认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韩启德：首先，最重要的特征是要有献身医学科学事业的决心。不是别人要他做，而是他自己有强烈的愿望要做。
其次，掌握扎实的生命科学专业知识。现代生命科学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一定要更加扎实地学习和掌握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
再其次，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医学理论基础一定要跟临床实践结合起来，要在实践当中学习。要让医学生在学制内教育中就成为合格的医生是不现实的，只有在当医生的过程中才能学会做医生。但必须让学生掌握扎实的临床医学基础知识，对临床医学的特点和规律有一定的感受和体会。现在最需要加强的是住院医师培训，现在对住院医师培训已经有了规范化的要求，但很多培训基地在实践中没有真正下力气实施，上级医生的带教任务不落实，住院医师承任的杂务太多，而必须掌握的临床技术和能力不达标，结束培训时多数还不能独立行医。
中国教育报：培养医学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完善哪些体制机制？
韩启德：医学的发展依然取决于整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上的突破性进展有赖于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因此，要淡化专业界限，着力加强学科交叉。要消除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鸿沟，生物医学研究要着力解决临床和人群健康的实际问题。要增强医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理工学科之间的沟通，加强对健康教育、卫生经济、医学社会学、医学法学、全球卫生、医学传播学、临床药学、卫生管理等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打造更多学科合作平台，鼓励交叉研究，而且要在制度上为学科交叉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例如开设学科交叉课程、互认不同专业课程的学分、鼓励修读双学位、增加招收跨学科的研究生，等等。
培养医学拔尖创新人才，我们的体制要更加多元化，更加灵活一些。比如，医学生掌握医学专业基础知识以后，应该鼓励有兴趣有条件者再去学习其他专业，成为复合型人才；而其他学科的年轻人，如果愿意来学医，我们也要开一条路子，让他有机会来学医和从医。事实上，国际上很多顶级医学人才都是跨学科培养出来的，有的医学生毕业后当了几年医生，又重新回到实验室搞科研。因此，我们要在体制机制上面开口子，真正培养出医学和其他基础学科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我始终认为，我们还要把重心放在改善人才成长的环境上面，要积极引进人才，但又不完全依靠引进人才，而是致力于搭建好平台，尊重个性，宽容失败，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让各种人才都有用武之地，特别是要为中青年人才创造施展才华的条件。只要信任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完全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绩，因为我们现在的信息、实验条件都已经很好了。
在回归人文中培养医学人才
加强人文素养光靠建立课程体系是远远不够的。人文素养不是教出来的，它是校园文化熏陶出来的。
中国教育报：您一直提倡医学是有温度的。推动医学与人文相向而行，是您一直努力的事情。如何理解培养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性？
韩启德：150年以前西方的医生实际上是几乎不能为病人提供什么有效治疗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人们还总是相信医生，离不开医生，尊重医生呢？为什么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伴有医学呢？这就启示我们：医学最核心的本质是人类对疾病痛苦的回应，在于人性关怀与精神慰藉。
我在医学院念书，上了三年基础课，那时候去农村基层当医生，没有技术，没有设备，也没有手术实践，只有几本简单的临床手册，要解决十里八乡病人的问题。但我发现，很多问题的解决真的不仅仅靠技术。比如婆媳吵架，农村妇女过来看病，说嗓子里有个球，吞咽不下，你就跟她聊天，让她发泄一通，走的时候好很多。我说不用钱，你回去用小麦麸熬汤，再放几个枣，就很管用。她就信了，觉得大夫可亲可爱可信。很多病人第二次来，说好了很多，这完全是心理问题。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从《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以来，医学一直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它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大大发展了，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还只是冰山一角。人类切不可妄自尊大，以为技术能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从出生、成长、衰老到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这个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公平公正。总之，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弘扬医学人文精神，让医学更有温度，是患者的需求，也是医生的职责。
中国教育报：从医学教育的角度，您认为应该如何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
韩启德：加强人文素养光靠建立课程体系是远远不够的。人文素养不是教出来的，它是校园文化熏陶出来的，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要大力弘扬优秀的校园文化，让学生从内心向往真善美。
医学生一定要学好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要仰望星空，读万卷书。比如，看历史会使我们观察人、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包括社会发展，整个视野一下扩大了。历史类书籍我推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吴军的《文明之光》、叶炜的《中国古代史十四讲》、罗伊·波特的《剑桥医学史》等，哲学书可以读吕克·费希的《人生难得是心安——另类西方哲学简史》等。我特别主张医学生多读西方文学名著、茅盾文学奖小说。小说是写人内心世界的，是感性的，春风化雨，潜移默化，能使内心丰富起来。而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懂人性，与病人共情，从而在医疗实践中充满人文关怀。
这些都是在课堂外的，但我们可以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建立医学博物馆，前辈用过的东西也是有温度的，看到这些，人们就会想到当年谁用了它，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是历史的见证，见物思情，润物细无声。
当然，加强医学史的研究、学习也非常重要。目前大部分医学类高校都把医学史相关的课程列为“选修课程”，重视程度还不够，我建议把医学史列为医学生重中之重的必修课程，编制更高质量的适合国情的医学史通史教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开设医学史方面的主题讨论课程；医学各门课程的教学都要把学科与知识点的发展历史作为重点。
要加强对中国当代医学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传染病防治、妇幼保健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医疗服务体系、药物供应体系和医保体系建设方面走过艰难曲折的路程，医学研究和医疗的水平不断提高，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当代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这样的研究也对当前我们国家的医学事业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现在，有些当事人还健在，我们必须抓紧口述访谈工作，把史料保存下来，整理好，研究好。
关注医学史不能仅仅关心现代医学史，还应该回到祖国传统医学的源头去寻找我们的根。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它强调医生与病人的沟通，望闻问切就是医生与病人的真诚交流和情感对话。它在诊治中也特别注意人的心理活动，关切人的内心感受。而这又与中医仁爱、救人的准则始终相随。在中国传统中，尊重生命、关爱病人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最好的医生并不一定是诊疗技术最高明的，但必然是最具备仁爱精神和道德人格的人。
今天，中国开始强盛起来，我们有责任更加深入了解祖国的传统医学并向世界介绍，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中医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创立新医学。
（来源：《中国教育报》）
全周期 全链条 全要素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教育、科技、人才是驱动知识创新的“三驾马车”，三者有着天然的、内在的、本质的逻辑联系，既辩证统一又一脉相承，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深刻把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有效联动的时代定位、内在逻辑和使命任务，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重要地位作用，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聚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科技事业、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坚持科技自主创新，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人才资源总量、整体素质、国际竞争优势得到长足进步。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需要锚定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战略目标任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体系优势，推动形成多方互动、联合创新的工作格局，共同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促进三者实现良性循环、有效贯通、深度融合、同向发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引领支撑和强大推动力量。
一、坚持全周期，持续深化创新人才培养融合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要把创新人才培养作为着力点，夯实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的体系化专业化基础。
一是着力加强创新人才贯通培养协作。切实在人才培养体系、科研平台共享、市场主体连接等方面加强信息互联共通，紧跟国家战略方向、区域发展走向、产业转型导向、市场需求取向，持续深化学科、教学、研究和管理体系等改革，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等力量专创融合、产创融合、科创融合，打造更多高峰学科，如重庆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33个重点产业链，立项建设13所高水平“四新”建设高校和58个示范性新型学院;支持以开展联合攻关、互派顾问、共建实训基地、建立博士工作站等方式推进人才、科技和产业紧密结合，构建与产业结构高度匹配、与市场需求精准耦合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结构，有的放矢培养国家、地区需要的战略人才和紧缺人才，加快构建高质量协同育人体系。
二是着力加强高端人才集聚引进协作。强化各级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协同，推动进一步优化创新各类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激励等方面政策，鼓励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充分依托和打造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研平台，用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吸引人才、培育人才，造就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创新创业领军人物和科技创新团队，如重庆打造国家级科研平台43个、省部级科研平台500余个，汇聚高端创新资源，构筑人才集聚新高地。
三是着力加强科研人才放权赋能协作。聚焦束缚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的堵点痛点，协同实施科研激励政策，向高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人才赋权，在编制使用、岗位设置、工资总额、职称评定、经费使用等方面赋予更大自主权，对在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给予项目、职务晋升等倾斜支持，赋予其更大自主创新空间，不断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
二、坚持全链条，持续深化创新平台服务融合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要把科技创新支撑作为发力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服务融合全过程贯通。
一是全面加强创新研究合作。聚焦“四个面向”需求，推动有组织科研，坚持企业主体、政府主推、高校主动、人才主力、市场主导，推进创新联合体建设，协调和指导深化校地合作重点项目，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建设多学科交叉科研团队，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撑、各类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在关键技术攻关、创新载体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集聚等方面紧密合作，联动实施，满足产业发展创新需求。
二是全面加强创新成果转化。在全国层面，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接重点产业链、人才链需要，探索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推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在地方层面，协同支持完善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政策机制、评价机制，优化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职能。在校级层面，协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等深入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以国家大学科技园、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和创新创业孵化器为重要载体，推动科创成果加快从“书架”到“货架”转化。
三是全面加强创新资金支持。针对高校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用好国家、省市科研等项目资源抓手，推动各类银行信用贷款、无本续贷、投贷联动等服务科技创新业务落地应用，加大各类科技创新资金对高校科技创新的支持配套力度，把科技金融活水引进“资金池”，以更大的“资金池”喂养更多的“飞鱼”。
三、坚持全要素，持续深化创新生态保障融合
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实保障。要完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推动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保障融合的整体效能。
一是持续优化创新评价。强化各级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协同指导，并通过制度设计，推动进一步扭转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的惯性思维，加快完善并形成以学术能力、创新价值、成果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导向体系，以解决生产或工程实际问题为重点，重点考核在创新一线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构建创新人才科学综合分类评价体系。特别是在应急性、关键性的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实行“赛马制”，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遴选科研团队，集聚人才揭榜攻关。
二是持续优化创新模式。瞄准国家、区域新产业新经济新业态，协同谋划重大举措、重大平台、重大项目，融合共建研发经济空间、产业集群、技术平台、科研院所、综合性科学中心等载体，打通人才、资金、项目、服务共享渠道，构建从苗圃、孵化、加速器到规模化的完整产业生态链，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实现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能力整体性跃升，打造更多的“创新雨林”。
三是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协同聚集建设高能级人才平台，实施高匹配人才计划，提供高水平人才服务，建立“一键服务”引才留才机制，提升高端人才就业创业服务能力，在子女入学、就医、住房、落户、创业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全要素建设“人才特区”“创新特区”，加快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发展生态，不断吸引汇聚顶尖、一流科技创新人才。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刘宴兵，系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应为高校内生需求
学科专业结构和质量直接影响立德树人的成效。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不断推进。国家和各省市都在积极深化相关工作，推动高校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化学科专业的供给侧改革，全面提高专业人才自主培养的能力和质量。
必须承认，目前国内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整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已经是各界公认的问题，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之间存在脱节也已成为广泛共识。高校如何才能主动适应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社会治理等需求，前瞻性地做好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及时乃至超前回应国家和社会需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根本逻辑应该是什么？是在未来的评估中争取更多优秀级别的学科、淘汰更多良好以下级别的学科吗？现实中，有很多高校领导仍在按照这样的逻辑考虑未来的学科布局。从国家督导评价改革的整体导向看，这种认识显然已滞后于当前发展。
不同大学有不同的学科生态，如果一味考虑学科在各类评估中的显示度，就会导致资源始终注入强势学科，但必要的支撑性学科却陷入发展困局。最终，国家所提出的调整优化20%学科专业的要求会成为淘汰学科的“政策工具”。
新一轮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什么？
政策导向需要淘汰的是社会需求明显不足、毕业生去向落实情况过低，且不适应产业发展的学科专业。如果评估结果是优秀，但是整个学科专业已严重老化、落后，那么对这样的学科专业便不能一味维持高投入。
相反，如果评估结果不够理想，但是相关学科专业培养的人才有很强烈的社会需求，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认可，甚至相关学科和专业还处于紧缺清单中，就不能只看评估结果而轻易“下刀”。
此外，还有不少面向未来而考虑新增的学科专业，必须有高度前瞻性的眼光，就更不能用短期内的评估结果进行考量。
这一轮国家驱动的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与以往并不相同。过去更多是为了治理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摊大饼”的现象，最终导致资源摊薄却质量低下。但本轮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高校目前所设学科专业绝大部分与传统产业发展相适应，知识体系和专业技能已不能适应当前的技术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
也正因如此，这一轮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重点不能聚焦在“保留哪些学科专业，砍掉哪些学科专业”这样的问题上。需求和质量双重决定需要淘汰的才能被淘汰；对于国家和社会急需的学科专业，以及新兴交叉学科专业，高校具备条件的可适当新增；对于大量传统学科专业，则要根据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对学科专业进行系统改造。
在这一轮学科专业调整政策中，市场和产业需求才是决定性的。政府引导应建立在科学分析市场和产业需求的基础上，由此才能科学地提出引导性政策。高校则应该成为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体。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不少发展势头很好的高校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机制，这种机制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工作的一部分，以及高校学科生态优化的重要变量。不过，仍有大批高校始终认为学科专业调整涉及复杂的利益问题，不敢真正动刀。
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本应是高校的内生需求。高校办哪些学科和专业、怎样进行学科和专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一定要根据市场动态需求和政府宏观调控进行综合考量。“增减并调”等措施固然是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重要举措，但高校主动适应产业发展趋势，对现有学科专业从需求、理念、标准、方法、评价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估，及时将相关学科专业发展的前沿成果、产业要求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全过程，也是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举措。
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应遵循依法治校的基本原则。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属于“三重一大”事项，要遵循规范的议事规则，也应当通过成文政策和制度形式做好调整工作，规避法治风险，不能因领导个人主观观点或好恶，以及学科资源配置博弈而随意伤害弱势学科。
如果部分高校不能主动性、前瞻性地做好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那么政府很可能会配套强制性的政策措施，高校也可能因为这种被动而影响未来的公共资源投入。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高校应当将这项工作看作是事关学校未来发展战略的“关键棋”。
（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张端鸿，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生教育如何攀爬人才培养金字塔
——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观察
“202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124.25万”“我国硕士以上学位授予单位已增长至779家，其中博士学位授予单位451家”……当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驱动要素。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国研究生教育时代正加速来临。
日前，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暨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江论坛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全国近700家研究生培养单位、用人单位、政府主管部门及行业企业负责人，以及100多位院士、高校书记校长齐聚一堂，围绕当前研究生教育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及热点难点问题，共话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
作为人才培养的金字塔尖，研究生教育与其他层次的有何不同？我国研究生培养体系还有哪些待改进之处？未来怎样系统优化研究生教育体系？带着问题，记者与现场专家学者一起，探寻从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迈进的时代新路径。
“两个大局”背景下构建创新引领型科技文化
当前，面对“发展中的挑战”“打压中的突破”“开放中的博弈”等复杂局面，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怎样的重要变化？
在与会专家看来，作为学历教育的顶峰，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乃至培养“大师”的关键环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沁平认为，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考量学习乃至创新能力之外的因素。培养科学技术大师需要一种创新引领型科技文化。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孕育的主要是跟踪追赶型科技文化，这种文化在追赶世界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向并跑乃至抢跑转变，亟须构建创新引领型科技文化。
“这是一个呼唤学术大师的年代。”在中国科协原书记处书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冯长根看来，缺乏战略型领军人才是目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大师之路是开辟之路、探索之路，也是不平坦的路。大师是概念、命题或者理论的化身。提出一个新概念并不太难，难的是得到世人认可，大师必须在概念、命题与理论构建上有所创新。”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范海林表示，高等教育迈向新征程，对内要不断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对外要着眼世界一流，体现国际共性，在世界坐标系中看发展；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充分的话语权和竞争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推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加强关键技术攻关。
“相较于其他阶段教育，研究生教育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杨卫认为，研究生教育在宏观、中观、微观上都有独特的结构，尤其是与学科建设紧密相连。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主体，研究生深度参与了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他们是我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坛上，杨卫从规模、结构、投入、思政、导学、质量、管理、产教融合等八个方面系统阐释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特征、存在的短板以及针对性举措。
向“金字塔顶端”看齐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须补“短板”
自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以来，我国已累计培养了1000余万名硕士、110余万名博士。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124.25万。
“中国已迈入研究生教育大国之列，未来将坚定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介绍，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已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2021年新增选的两院院士中，超九成在国内接受过研究生教育，超八成由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培养并授予最终学位。
与本科教育不同，研究生教育旨在培育拔尖创新人才。赵沁平将高等教育比作一座金字塔，自下而上依次为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教育。博士阶段的教育对应着金字塔的尖端，须更加关注创新、突破能力以及特定方向的相关知识。
“我国基础学科繁荣发展，但科研前沿引领不足；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支撑发展驱动不足；科研队伍规模庞大，但顶尖大师仍然相对匮乏。”杨卫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从专业结构来看，一些关键核心领域的博士生数量严重不足；从类型结构来看，我国博士生以学术学位为主，应用型专业学位博士占比低，尚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升级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既需要一批探索前沿领域的科学家，也需要一大批能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工程建设中的卓越工程师。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沈毅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当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卓越工程师培养需求不符，教育培养目标存在错位；二是一些高校重规模轻质量，建设重点特色学科的意识不够，工程博士、硕士培养质量不高；三是高校针对创新型人才的持续性培养能力不足，培养学术大师、工程巨匠、业界领袖的能力不够。
评价标准是引领人才培养方向和质量的指挥棒。不少与会专家提出，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培养评价机制单一，尽管针对创新导向、分类评价、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等评价体系形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处于探索阶段，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际需求还需磨合。
“高教评价要扭转‘重学术轻贡献’的倾向。”范海林表示，高等教育要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用贡献的尺子量高校，从“排座次”到跳起来“摘桃子”，加强应用性评价，扭转“重学术轻贡献”的倾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宋保亮介绍，该校以服务需求提升高层次紧缺人才培养能力，建立了以培养绩效与质量为导向的招生计划配置和动态调整机制。该校设置研究生学术创新奖，建立以破除“五唯”为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构建研究生学分课程体系。除此之外，该校还严把关键关口环节，提高全过程质量管理能力：严把“入口”关，提高人才选拔质量；严把“出口”关，强化质量关口前移。
当前，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培养类型的变化，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日渐凸显，存在导师选聘考核机制不科学、制度不严格等问题。杨卫分析，上述问题主要由三个原因导致：一是思政系统与学术教育系统分离，没有全面落实导师责任制；二是导师培训不到位；三是未能实现对导学过程的多方监督。
朝“改革深水区”发力 发挥好学科交叉催化剂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整体谋划，从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角度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最紧密的交汇区。
不少高校分享了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改革经验，显示出中国高校朝“改革深水区”发力的智慧。不少专家提出，研究生教育要瞄准世界前沿，发挥好学科交叉催化剂作用，促进前沿交叉科学与未来技术领域相关产业产出重大的有影响的原创性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杨金龙介绍，该校不久前启动了交叉学科建设中心，聚焦深空探测仪器、软物质与生命科学三大方向，整合全校资源深入推进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我们要坚定信心，我们是能培养出学术大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紧紧围绕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导向，促进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培养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要正确认识研究生教育的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面对变局与变革，学校要找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新方位，乘势打造更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培养高质量科技人才和学术大师，应鼓励学生学术创新，让学生敢于啃‘硬骨头’，攻关关键核心领域的学术难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姜培学介绍，该校为激励学生挑战科学“无人区”，完善了学位申请创新成果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克服了“五唯”倾向，更关注实际贡献，发表文章不作为申请学位的前置条件。该校突出将学位论文作为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相关成果作为重要参考。鼓励研究生勇于挑战前沿性、跨学科课题，不用顾虑发表论文的数量。同时，将学术权力下放到学科，增强各学科更大的自主性。
当前，高等教育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研究生教育如何更好地满足高质量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与会专家们讨论的热点。
“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是创新能力，博士学位论文则是这种能力的系统性载体。”南京大学副校长王振林介绍，该校围绕“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成果评价体系”和“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两个关键抓手，建立了涵盖28套差异化多元化博士学位授权质量标准的评价方案，引导博士研究生培养围绕“四个面向”、坚持创新引领、激励原始创新。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洪军介绍，学校系统设计了“四主体一联合”的校企深度融合模式。在该模式下，校企合建的研究中心，企业必须是投资主体，运行管理主要人员由企业派驻，且建立了明确的成果共享机制，由此校企形成了强有力的共识，为卓越工程师培养提供了稳定的载体和平台。
高等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依赖于科技创新，依赖于高端人才。三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经过充分研讨，“唯有统筹规划、三位一体，才能从根本上系统性解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难题”成为与会专家们的共识。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取消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势在必行
随着秋季学期的开始，刚刚升入大四的本科生即将面临其在本科阶段最大的考验——完成本科毕业论文。针对2022—2023年度全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抽检工作已于今年8月启动。国庆节前夕，有关部门针对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的使用，进行了专门的培训研讨。
与硕士以及博士论文抽检工作类似，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以“保证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为出发点。这在发布于2020年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中已进行了强调。在抽检比例方面，该文件提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对象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
根据今年7月公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国内本科毕业生数为471.57万人（不包括职业本科、成人本科、网络本科毕业生人数），2%的抽检论文数可能超过9.43万份。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抽检评阅如此多的论文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然而，本科论文抽检工作真的是“保证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的关键工作吗？
本科生进行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其本质是本科生科学研究。大学仅通过大班讲授课、小班研讨课向学生传递已有的可编码知识，远不能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还需要通过实验课程、实习课程等方式，讲授属于学科的“缄默课程”，以及通过课程帮助学生学会“如何研究”“如何创新”。
这类知识只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其本质是著名学者波兰尼所称的“缄默知识”，即学生在与教师一起探索未知的过程中，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学生的耳濡目染才能学会的知识。而本科生科学研究课程则成为了师生间传递缄默知识的最有效课程。
既然本科生毕业论文是本科生科研课程的一种，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本科生都需要掌握这类缄默知识。只有计划在本科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有志于科研的少数学生，才需要经由科学研究课程去学习如何研究和创新。换言之，从必修-选修维度看，作为有学分的课程，本科生毕业论文对于所有学生而言应是选修课。
本科生毕业论文作为科学研究课程，开始于本科四年级。但目前很多大学已经意识到，本科生科研有助于引发基于问题的学习，应在大学尽早开始。这种学习方式伴随循序渐进的学科课程，既有助于促进课程学习，也有助于激发跨学科或重混的学习。
目前，很多大学允许学生在大二甚至大一开始本科生科研探索。这些学生一两年后完成项目研究时，就已经掌握了“如何研究”的缄默知识。对他们而言，本科生毕业论文也不应是必修课。
同时，本科生科研课程对学生的学习和探索动机、提问能力、遇到困难时的坚毅品质、研究时间投入都有很高要求，因此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或准备好参与其中。
例如，很多已设立本科生科研课程的高校都要求学生“学有余力”，在基本的平均绩点（GPA）要求外，还要考察其项目申报书，有时还要面对面答辩。从这点看，本科生科研课程本质是竞争性的。作为本科生科研课程的一种，本科生毕业论文也应是竞争性的，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选上。
此外，本科生科学研究课程投入较多，既包括上文提到的时间投入，也包括额外的经费投入。当前各高校对本科生科研经费的项目投入一般从2000元到1万元不等。当然，更重要的还包括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由于本科生科学研究并不一定能产出可发表的科研论文，教师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难以通过论文评价，因而有能力和意愿指导本科生科研以及毕业论文的教师并不太多。在这方面，如何吸引教师用心指导本科生科研反而是真正的政策问题。
综上，在此前的精英化教育阶段，毕业论文作为本科生科研课程之一，可以是一门必修课。但当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其作为一门必修课就不再适当。如果每名学生都必须参与其中，会引起资源不够、教师精力不够、学生研究动力不足、能力难以匹配等一系列问题，这也致使当下本科生毕业论文实质上无法达到传承缄默知识的目的，反而造成巨大浪费。
因此，将本科生毕业论文作为一门选修课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早该完成的改革。这项改革不完成，就会遗留并引发更多问题。全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就是由此引发的一个涉及面广的问题——工作量极大的本科论文抽检关乎教育财政和教师宝贵的创新时间。要让本科生论文回归其“选修课”的原本属性，取消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势在必行。
（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卢晓东，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骨科学院揭牌
将组织大规模联合科研攻关
中新网上海9月28日电 (记者 陈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骨科学院28日揭牌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主任张长青出任骨科学院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当日表示，希望骨科学院今后建设能充分融合5G、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进一步整合各附属医院的骨科优势资源，打破学科壁垒和机构之间的藩篱，促进多学科交叉，加强高层次专科医学人才培养。
范先群表示，医学院在骨科学领域有着辉煌的历史，整体实力雄厚；未来将增强骨科领域人才的厚度和青年人才的储备，构建骨科学院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全面支撑和推动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建设。
当日，张长青教授介绍了骨科学院的发展规划和建设方案。骨科学院将聚焦民众健康重大需求，紧密围绕骨科领域疾病防治的重大临床问题，重点开展有组织、大规模联合科研攻关，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持续打造尖端医学转化高地。骨科学院将形成一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亚专业和特色学科群，提升学科整体实力，建成国际一流骨科临床诊治研究中心、国内领先创新转化高地和示范区、骨科医学卓越人才培养重要基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第九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赵杰和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蔡郑东担任骨科学院副院长。
揭牌仪式后，现场举行了骨科领域的大师论道学术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贵兴、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英泽以及香港外科医学院院士罗尚尉分别进行专题分享与交流，共话骨科领域最新发展趋势和最前沿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