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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视点

高等研究院如何成为真正的“学术特区”

倡导临床驱动型医学研究 提升医学创新应用价值

韩启德：学科交叉研究不是做“拼盘”

我国高校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优化逻辑

新时代如何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

全国重点实验室：力扛创新战略担当

印度成美国第一大留学来源国

高校动态

上海交大成立主动健康战略与发展研究院

全球药学发展联盟在宁成立

复旦大学医学教育与学术影响力报告发布

数据温医

温州医科大学近三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数据一览

高等研究院如何成为真正的“学术特区”

1997年，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效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形式，建立了我国第一所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如今，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相继成立高等研究院，迎来了创办高等研究院的高潮。作为20年来的新兴研究载体，我国的高等研究院具有许多显著特点——

一是拥有较强的学术自由权。研究人员在高等研究院能免受外界不必要的干扰，按照兴趣专心地投入科学研究。这使得高等研究院能吸纳科研人才，集聚稳定、优秀的科研队伍，助力创新型研究的开展。

二是学科交叉。跨学科合作是高等研究院的突出特点。高等研究院具备学科融合、跨学科协作的学术氛围，是有组织科研的重要平台。学科壁垒的破除有助于研究人员进行跨学科研究，缩短信息交换时间差，加快科研创新步伐。

三是与地方合作，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许多高等研究院选择建立在经济发达地区，主旨是进行产学研合作， 一般与当地政府合作，享受资金、土地、市场等优势，且运作模式各不相同。比如，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由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于1996年12月共建、以企业化方式运作的正厅级事业单位， 双方各占50%股份，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整体上看，目前我国高等研究院的数量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质量上与国际顶尖高等研究院还存在一定差距，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资金问题。鉴于高等研究院的运作模式是非营利性科研实体，其发展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世界一流高等研究院一般由各种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与之相比，我国高等研究院的运行经费主要源于所挂靠的大学，依托于政府经费，当然也有部分企业经费。总体而言，我国高等研究院经费相对短缺，无法满足发展需求，且受大学和政府共同管制，自由支配资金权较弱。

经费的不充足使得科研人员难以获得完备的科研设备，无法潜心开展探索性研究，影响科研成果产出。同时，由于没有经费支撑，高等研究院只能是一个虚拟联合体，而非研究实体，其与高校的功能无法区分，因此是否成立此种类型的高等研究院须提前明辨。

因此，仿照国外建立独立的高等研究院董事会和基金会，吸纳工商企业资助和社会个人捐赠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高等研究院进行纯粹学术研究的宗旨不能受资本操纵，以防其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这两者间该如何平衡，很考验管理者的智慧。

二是人才问题。受人类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本身的周期所限，目前国内高等研究院囿于高水平研究人员的数量，主要采用“共享高端智力资源”的模式，这致使传统的引进“大师”变为引进“大师的大脑”，传统的常驻大师变成分期贡献智力资源的短期客串大师。

这意味着大师级的科学家只能作为共享资源与国内科研院所形成虚拟的合作方式，这究竟能对各高等研究院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提升起到多大作用仍有待商榷。此外，我国很多高等研究院的薪资待遇与国外存在差距、学术自由度不够等问题仍凸显。

在人才的选择上，目前全球高等研究院多采用“大师+科研团队”的方式，主张积极引入大师。但其主要目的是在大师指导下进行科研的基础建设和高级人才培养工作。比如，在大师的指导下快速建设重点实验室。大师可以是客座形式，但其学术思想和科研精髓却要永远保留在高等研究院里，并作为培养本地高级人才的重要资源。

国内高等研究院还可以采用西方高等研究院通行的“终身研究员+访问研究员”的模式，既注重为一定数量的顶尖学者提供稳定工作，又注重每年邀请学术新秀前来访学和交流，同时还可以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后人员作为研究助手。无论是终身制还是访问制学者，都必须给予其较高的薪酬激励，以及充足的学术自由权。

三是研究理念问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建之初，其创建者的研究理念是倡导“以学者的好奇心驱动”，进行闲逸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高深知识探索，不承担一般意义上的教学任务。研究者拥有高度的学术自由。

反观国内的高等研究院，从章程文本看，其理念大多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培养科学创新人才”“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等，对于最根本的“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等理念少有提及，反映出对核心理念的回避。

从组织架构看，国内高等研究院主要挂靠在某所大学内部，与原有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利益错综复杂、治理方式因循守旧，学术行政化严重，难以践行自由、独立、基础、多元的“学术特区”理念。

从研究内容看，国内高等研究院从事的几乎全部为理工科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被严重忽视，跨学科研究只是理科范围内的交叉研究，很难使文理相结合。

面向未来，我们要创建中国特色的高等研究院，必须尊崇学术自由的价值理念，从章程上确立高等研究院的独立法人地位，使高等研究院与政府、市场、大学从利益关系上保持一定距离，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保证高等研究院的研究自由，创造崇尚科学与自由的氛围；在内容上则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加强文理跨学科合作，促进各学科交叉相融。

作为一种跨学科科技成果研究与转化的载体，高等研究院是我国科研人员的重要“储备地”，也是我国攻克“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平台，更是科教兴国、提升国家科研竞争力的中坚力量。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无疑是我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至国际水平的重要步骤，而资金、人才、研究理念等问题的有效解决则是能否建设好高等研究院的前提。

（来源： 《中国科学报》，作者：郭茜 包万平，本文有删节。）

倡导临床驱动型医学研究 提升医学创新应用价值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在“2023中国研究型医院高峰论坛”分享了关于临床驱动型-多学科融通式医学研究范式的探索。他指出，临床问题驱动型研究是以临床实践中的真问题为起点，通过分析凝练定义为科学问题或技术问题，进行目标导向的学术研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产生相应的医健产品和学术论文，产品回归临床应用并接受检验评价，并通过反馈式持续研究改进得到完善，最终使临床问题获得最优化解决方案。学术论文不是临床驱动研究的唯一目的，而是医学知识和科研产品的呈现形式和交流途径。

当前，生物医学纯基础研究领域，已进入报酬递减期。世界权威期刊Lancet以英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形式为标本进行了深度剖析，明确指出“当前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科研的投入和产出比例日渐失衡，产生巨大泡沫”。究其原因，一方面，复杂的人体机能与疾病本质的认知用传统还原论方法难以突破；另一方面，针对老龄化人群疾病和多病共存的复杂性，研究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期，更多的投入并没有带来更高的产出。医学家们寄希望于生物医学与数据科学融合的系统医学方法，为未来医学科学研究与复杂疾病防治方略带来突破。基于临床实践的应用型研究是改善临床实践、提升健康医疗服务效能、促进临床医学发展进步的唯一路径。董家鸿谈到，临床驱动型的医学研究包涵多个方向，如回答源于临床实践的科学或技术问题、验证医学方略的临床效能和实用价值、认知临床实践背后的深层原理和法则、验证生物医学研究的科学发现和理论、确认知识和技术的潜在临床用途等。高价值医学研究应是解决临床实践中真问题，创造受到用户（医者，患者）认可的可应用技术或可转化知识。可是，我国目前对临床驱动的医学研究重视与投入严重不足，这个医学研究价值洼地亟待开拓。

当前我国的医学研究仍然以基础科学家为核心的科研团队为主，亟需建立以临床医师为核心的稳定研究团队，医生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能及时对接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高效率发动和组织临床问题导向的研究，这对于推动我国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建立临床医生差异化发展路径以及分类评价机制，破除唯学历、唯论文、唯奖项等 “五唯”痼疾，构建以衡量标志性成果的临床实用价值、社会经济价值和学术创新价值为主导的客观评价标准。鼓励包括大学医院和学术型医院在内的高水平医院的医师投入医学创新研究，成为学者型医师。针对过去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中临床研究能力的普遍短缺，需要通过再教育培训补强其临床学者研究能力，包括如何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如何将临床问题转译为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如何设计和实施临床研究、如何组织多学科合作研究等等。

在医学院和医院层面建立临床研究的共享平台和学术支持团队，让工作繁忙的医生从科研的重复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将其宝贵的精力专注于发现和转译临床问题以及设计和组织研究工作，这对于提高临床研究的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全面提升我国临床驱动型研究水平和健康科技创新成效，需要培养造就新一代集“良师-学者-领导者”于一身的卓越学者型医师，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医学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过去，我国临床医学学位教育中存在误区，用生命科学或基础医学科学家的模式和标准来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追求科技热点方向多而解决临床真问题少，造成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的科学视野对细胞、基因与分子的微观世界的关注有余，而对人体、人群、社会和生态的系统思维不足；对于大多数医生而言，生命科学技术方法诸如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组学等在临床学者的研究中难有用武之地，而这些技术是医学生们曾花费大量精力以挤兑宝贵临床实践能力培训时间为代价习得的；相反临床研究的方法学和医学交叉研究的知识基础等临床学者应知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却明显欠缺，面对临床实践中源源不断的宝贵病例资料和学术研究素材，医生们常常望洋兴叹、难以下手、颇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当下是医学界应该深刻反思和重新定义MD和PhD培养模式和标准时候了，我们需要在现代医学科技创新的生态体系中定位医生的地位与价值，赋予学者型医师应有的知识、能力、平台和资源。

清华大学基于对卓越学者型医师培养内涵与价值的研究和认知，结合学校的多学科资源禀赋，在探索发展新医科的实践中推出了两个卓越医师培养新模式，即学士后4年制学士后研博班的卓越学者型医师项目（Outstanding physician scholar） 与8年制本博贯通班的卓越医师-科学家项目（Outstanding physician -scientist），两个模式的共同特征就是改革医学教育理念与方法、并轨培训医学生的临床医师执业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其关键在于以涵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卓越潜质为目标，凝练卓越医师必备医学知识要素、临床医生胜任力要素、临床学者能力要素和医者职业素质要素，运用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高效率完成充分而必要的培训，避免在长学制医学人才培养周期漫长的情况下还要浪费大量时间做无谓的训练。

董家鸿院士最后强调，临床研究应从为科学而研究向为社会而研究转移，聚焦尚未满足的社会健康需求和尚未解决的医学科技问题，从临床实践中发现、研究和解决真问题，创新健康医疗技术和产品，提高健康医疗服务能力，满足社会健康服务需求，促进健康产业发展，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在人民的心中。

   （来源：人民网，本文有删节。）

韩启德：学科交叉研究不是做“拼盘”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对医学的交叉研究萌发了兴趣，刚好在2000年北京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两校合并之时，王选院士希望我做一件事——推动北大一些学科的交叉研究。在他的鼓励下，我在校长办公会上自告奋勇负责组织学科交叉研究。当时的我们满怀一腔热血，同仁之间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取得了一些不错的前沿交叉成果。

当然，交叉学科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期间会有很多困惑，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此我愿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在探索交叉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不确定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我把自己的心得概括为6点，分别是概念、动力、根本、条件、保障和基础。

概念：学科交叉研究与交叉学科

首先，作为一个学科，它要有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有共同的兴趣、研究同一类问题、有一定的建制、有学会和协会。与此同时，学术共同体还要有公认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评定标准，要有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教学、教程、教材等。在此基础上，还要有专门的学术刊物，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  

一般来讲，一个学科的成立必须有以上条件的支撑，交叉学科也不例外。

其次，学科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以生物学为例，早在生物学学科形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生理学、动物学以及植物学的相关研究，直到19世纪初才明确这种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相互关系的学科为生物学。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则进一步促进了胚胎学、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的研究。随着物质科学的不断进步，实验胚胎学、分子遗传学、生物物理学、细胞生物学等学科研究扶摇直上。时至今日，当初的“生物学”已经在不断的学科交叉中融合边界，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命科学”。

从生物学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科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界线，处于不断流动之中，在相互交叉与融合过程中发展，分与合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最后，学科交叉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不可混为一谈。学科交叉研究是指研究者借鉴和利用本学科、其他学科、特别是交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框架来解决科学问题或者创新技术，可以采用从上至下、从下而上或者两者结合的方式、方法广泛动员和组织学科交叉研究。如果在交叉研究当中不断取得成功，逐渐突破原有的学科范式，直到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又有了自己固定的学术共同体和人才培养模式，这才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交叉学科的形成是一个艰巨且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带有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自组织和“涌现”特性，是水到渠成的事，无法预先设计，更不是由权威部门、机构或者个人说了算的。我们要做的是努力为学科交叉研究搭建平台，制定积极的鼓励性政策，千万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当前的交叉学科发展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先争取获批一个交叉学科，以此取得资源和政策支持，来推动学科交叉研究。这在当前管理体制机制下，有一定合理性。但实践中看到的结果是拼盘效应、貌合神离，助推浮夸之风，不可持续，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

动力：增强原始创新

推动学科交叉研究的动力究竟在哪里？动力在于增强科技创新。当原有的学科体系无法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时，自然会促使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汇聚一堂，相互借鉴与合作，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其中的关键在于，能否提出创新问题？科学问题的提出一般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类推，这是最常见的模式，属于从已有成果出发，顺从既定范式，做出原始创新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是从物质第一性出发来思考问题，它往往产生重大原始创新，但是难度极大。第三种是从解决重大而困难的实际问题出发，这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的研究也比较容易产生原始创新，至少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强大的原始创新动力会促使研究者采取第二、三种模式，而这两种问题模式往往倒逼大家开展学科交叉研究，乃至突破原有的学科范式。

根本：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是根本，这是无可争议的。新的交叉学科真正形成之前，学生的机构归属、培养方式和基本要求仍然不能脱离原有学科。这是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的范式下才可能进行。

库恩曾经说过：“拒斥一个范式而又不同时用另一个范式去取而代之，也就等于拒斥了科学本身；发现反常现象是创新的前提，而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显现出来。范式越精确，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

只有在真正掌握好本学科范式的情况下，才可能为原始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有资格跨入别的学科领域。事实证明，在学科交叉研究中取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在本学科做得最好的学者，或者在本学科领域掌握“一招鲜”技术和方法的学者。

教书育人，尤其是本科教育，与科研不一样，经不起错误与反复，要抱以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我主张相对保守一些，如履薄冰、认真小心。

条件：精诚良好的合作关系

“独木不成林”，学科交叉研究需要团队同心协力。我们要建立精诚良好的合作关系，善于分享和相互学习，在交流中打造互通的语言，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各自的学科贡献，非要去一争高下。

美国华裔生物学家钱煦教授曾主张：“做6分贡献，要4分所得。”我们应发扬这样的风格，相互谦让、多作贡献、少要所得。当然，如有必要，不妨签订必要的合作协议，有时“丑话说在头里”“亲兄弟明算账”反而能避免不必要的矛盾，使合作关系更加和谐长久。

保障：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第一，建立专门的、独立的交叉科研机构，并且给予重点扶持；第二，要成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第三，双聘和兼聘的选择，因其间涉及工作量计算、成果归属、待遇等问题，需要探索具体的体制机制；第四，交叉开课选课，需要打造适合跨学科培养的专门课程，编写新的教材；第五，要开设独立的学科交叉研究生招生渠道，采取双学科双导师联合培养；第六，设立学科交叉研究博士后基金，激励博士后研究；第七，建立多学科学生组合的学生管理制度，促进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第八，完善适合学科交叉的同行评议制度，包括选择合适的评审专家、延长评审过程、优化申诉机会和渠道、提醒评审专家遵循相应的注意事项等。

基础：弘扬科学精神和培育良好学术生态

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家精神，培养科学家专注、执着、诚实的美好品德；激发科学家的好奇心和研究激情，培育良好的学术生态；推崇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风尚；营造自由探索、平等互利的氛围；落实学术民主、观点自由的机制；打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平台……诚如此，学科交叉研究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追求真理之旅。

（来源：《中国科学报》记者根据作者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经作者审定。本文有删节。）

我国高校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

现状、存在问题及优化逻辑

   人文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以医学领域中人文问题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既关注医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规则，又指向诊断疾病、与患者沟通的健康人文环境。它是从特殊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不是研究物的学科，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人文医学知识，主要包括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学、医学哲学、卫生法学等子学科。

   一、高校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现状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截至2022年6月30日，国内自主设置人文医学二级学科的高校有８所，分别是山东大学、潍坊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锦州医科大学、南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海南医学院和遵义医科大学；自主设置人文医学交叉学科的高校有８所，分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山西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医科大学、新乡医学院。人文医学交叉学科涉及的一级学科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生物学、护理学、药学、公共管理、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和心理学。表１充分说明我国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已经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表１　自主设置人文医学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的高校

二、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对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重视不足

众所周知，一门学科只有被列入国家学科目录才具备真正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才能得到重视，才能得到高校人财物等资源的持续投入。而人文医学交叉学科没有列入国家一级学科目录，特别是“双一流”学科中没有人文医学交叉学科，没有有效建立起“身份证”和“保护盾”，导致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在经费投入、项目申报、招生指标和人才项目等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如山东大学2005年就在基础医学下设立了人文医学硕／博士研究生点，是我国第一个设在一级学科基础医学之下、以人文医学为二级学科的硕／博士研究生点。但因为人文医学没有列入国家一级学科目录，导致该学科建设后劲不足。对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重视不够、认识不到位，导致在高校学科建设中，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有意无意受到忽视。直到当下，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管理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等依然是需要探索和解决的议题。

（二）促进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大学作为“有组织无政府”的机构，围绕学科构建“校—院—系—教研室”四级结构，各个院系互相独立，彼此分割，而交叉学科一般都需要跨学科、跨院系设立。从现状看，许多高校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分散在不同院系，如医学心理学属于医学院，医学史属于基础医学院等，卫生法学、中医文化学属于其他相关学院。这样，因为子学科分属不同的院系，人文医学交叉学科的互动交流和合作等就会受到影响。此外，人文医学交叉学科相关资源的分配与院、系、教研室结构直接相关，项目奖励、人才工程以及学科评价等方面，只认定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基于传统学科设立的院系壁垒难以打破，严重阻碍了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

（三）人文医学交叉学科联系临床实践不够紧密

众所周知，面向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交叉学科应运而生的出发点。人文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学科设置符合国家大力发展应用学科的要求。当下，如何缓和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减少频繁爆发的伤医事件以及医疗纠纷等，是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但在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中，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脱节，导致坐而论道的比较多；在教学中，人文医学授课以理论形式为主，很少涉及临床实践教学板块，因缺乏具体的临床实践情景，导致很多学生对人文医学知识学习缺乏兴趣。而在实际的临床实践中又缺乏良好的指导，呈现政策模糊化、课程实效表浅化、研究水平碎片化等问题，弱化了人文医学交叉学科理论研究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

三、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的优化逻辑

（一）完善政策体系，为人文医学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相关部门应该对原有的学科建设政策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以适应交叉学科建设的需要。例如在学科设置方面，可以把“人文医学”设立为一级学科，进入国家“交叉学科”（门类代码为“14”）门类，与“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学科代码为“1401”）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学科代码为“1402”）一样。在学科评估、招生指标、项目申报和人才工程等方面，也需要为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保留一定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只有这样，才能持续不断地激发高校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活力，培养具有“宽广的人文医学学术视野、创新性的思维品质、良好的医学人文素质和医学人文关怀能力”的人文医学高层次人才。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人文医学交叉学科的体制机制建设

作为交叉学科的人文医学，其学术研究因需要医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背景导致研究任务重、时间长。同时，由于没有列入国家一级学科目录，导致人文医学交叉学科项目申请难、学术成果评价难等，这些问题与高校传统的学科体制机制不无关系。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独立的人文医学交叉科研机构，并且给予重点扶持。在各级各类重点学科规划方面，应把人文医学交叉学科纳入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在“十四五”重点学科规划中，率先把“人文医学”纳入校级重点学科。在“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遴选过程中，我省在全国率先把“人文医学”列入“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在学科管理方面，优化人文医学交叉学科运行机制，推动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团队、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在学科评价方面，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可以健全以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服务临床和社会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实行面向医疗领域重大现实问题“揭榜挂帅”等制度，加快高校院系改革，扩大人文医学交叉学科人才的科研自主权。

（三）探索人文医学教学、科研、临床服务的耦合路径

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人文医学作为高校的交叉学科，也应探索其在教学、科研、临床服务等方面的耦合路径。第一，应对人文医学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进一步明确人文医学的内涵与外延。第二，对临床重大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发挥人文医学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三，高校亟须重视人文医学交叉学科教学的价值与地位，可以通过设立人文医学交叉学科教学改革项目鼓励教师探索新型教学方式。第四，从学校层面对全校人文医学资源进行整合，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设立人文医学交叉学科研究院。第五，高校需突破原有的学科建制，弥补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关注临床实践问题不够的不足，促进人文医学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实现人文医学交叉学科建设服务健康中国的战略需求，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未来医学发展指引方向———医学是人学，一切必须以人为中心。

   （来源：《江苏高教》2023年第9期，作者：张洪雷、张宗明，本文有删节。）

新时代如何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

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指高校中发生的除师生海外流动之外的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教育活动。“在地国际化”不是另外一个学习项目，而是整合性和系统性的国际教育实践。

“在地国际化”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国际人员互动，包括与国外学者和留学生的交流。二是国际化课程教学，包括阅读外文文献、修习全英文课程等。三是利用国际化学术环境，包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跨境合作项目等。

从培养高校学生全球胜任力的角度来看，“在地国际化”的作用不可能取代也无法超越跨境国际化，跨境流动依然是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然而，“在地国际化”具有受众覆盖面广、执行成本低、对外依存度低等优势，在新形势下足以成为高等教育跨境国际化的有益补充。

自1998年“在地国际化”概念问世以来，国外不断有学者与机构将此理念付诸实践。2013年，欧盟出台的《世界图景中的欧洲高等教育》报告将“在地国际化”正式纳入官方文件。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尖端科技领域跨境学习机会受限，对我国自主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提出了新挑战，推进“在地国际化”迫在眉睫。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仅3%的2023届硕士生在读期间有跨境学术经历，2022届为2%，相较2020届的21%和2021届的16%呈断崖式下跌趋势。

与此同时，跨境国际化也给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带来了严峻挑战，其中既包括跨境的经济成本，也包括人才外流导致的人力成本，同时对跨境的倚重还会带来心理依赖成本。为此，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当前，如何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在地国际化”？

一是要拓宽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的认识。过去对教育国际化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跨境交流层面，提升师生国际化素养的主要手段是“走出去”。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树立“在地国际化”培养理念，正确认识“在地国际化”的价值，需要调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工作重点，将这一理念融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

二是要搭建“在地国际化”的宣传交流平台。“在地国际化”并不是少数高水平大学的专利，目标受益群体应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全体师生。有关部门可以依托专业学术机构，设立宣传交流平台，聚拢高教研究和管理力量，加强理念传播和实践指导，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指南，设立奖项、汇编范例，鼓励各类高校推进“在地国际化”，逐步与跨境国际化形成互补。

三是要推进课程国际化。课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核心，课程国际化是“在地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在地国际化”的核心举措。课程国际化包括教学语言、资料、方法的国际化，也包括课程理念的国际化。可以将跨文化和全球维度融入课程内容及学习成果，将课程置于全球发展背景下，把提升学生全球胜任力纳入课程学习目标，在课程设计中融入国际化内容元素。

四是要鼓励“虚拟流动”。诸多“在地国际化”资源中，与国际学生、学者的学术交流是提升学生全球胜任力较为有效的方式。近年来，信息通信技术将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的学生、学者联结在虚拟环境中一起工作学习已渐成趋势。“虚拟流动”不仅是疫情防控下的短期方案，也可以成为高校落实“在地国际化”的长期策略。

（来源：《中国教育报》，作者：岑逾豪，本文有删节。）

全国重点实验室：力扛创新战略担当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在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报告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时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已“重组医药、能源、工程等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超过200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其中绝大多数与高校相关。自1984年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作为国家实验室体系的重要支撑，重组之后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战略作用。

　　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此次重组在给高校带来重大挑战的同时，也赋予了高校全新的发展机遇。本期专刊，中国教育报记者对话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有关负责人，探寻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到全国重点实验室，一字之差所蕴含的深刻要义与创新逻辑。

　　记者：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到全国重点实验室，背后体现了国家对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有着怎样的期待与要求？重组后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有着怎样的新特点？

　　单忠德（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航空航天结构力学及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到全国重点实验室，蕴含着实验室建设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此次实验室重组突出学科优势、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服务国家需求和管理规范等多个方面，更加体现了实验室建设的系统化、组织化和体系化，打造名副其实的国家队。此次重组不仅仅是单个实验室的重组，更是体系和要素的重组，是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的新时代再优化再创新，既要整合依托单位内部的资源，也要联合科研机构、企业实验室等外部资源，形成知识生产与分工协作的创新联合体和共同体，持续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打造高水平创新成果的策源地。重组后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行业特色更加突出、人员结构更加优化、研究领域更加聚焦。

　　记者：日前，生殖医学与子代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成立。作为“国家队”的新成员，实验室将在哪些方面进行战略布局？

　　秦莹莹（生殖医学与子代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生殖医学与子代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是依托山东大学组建的“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依托南京医科大学组建的“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重组建设的生殖健康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创新高地。人口健康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此次升级既是原有工作积累的体现，也凸显了国家迫切的战略需求。

　　今后，我们将大幅提升实验室的原始创新能力、国际学术影响力、学科发展带动力和对国家需求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围绕落实国家科技创新重大战略任务部署，梳理生殖医学及子代健康领域亟待解决的“卡脖子”问题，孵化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服务产业制高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生殖健康领域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产品研发，显著提升我国在生殖医学及子代健康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在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平安中国建设中彰显新担当。

合纵连横：围绕有组织科研强合作

　　记者：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全国重点实验室今后如何进一步加强有组织科研？

　　单忠德：新时代新征程，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全国重点实验室更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要更加注重高质量、系统化、特色化、国际化发展，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战略科技支撑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一是要进一步探索完善科研团队管理机制与运行模式。在科研任务组织方面实行团队负责制，即由团队负责人“揭榜挂帅”，以国家级团队—省部级团队—校百强创新团队为核心，构建多个科研团队，建立团队考核机制，提升人才和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推动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有组织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高效协同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坚持开放创新，通过人才共育、平台共建、任务项目共担、资源成果共享，构建和完善学校与产业、行业、企业多元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联合创新团队等方式，深入推进人才培养、创新突破与成果高水平转化，更好地支撑高水平人才培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要进一步完善长效化科研评价机制。健全实验室科研管理制度，根据任务和项目的科学属性，采用分类评价体系，向基础前沿科研创新倾斜，激励科研人员探索新原理、新方法，强化颠覆式、变革式创新，注重揭示关键技术问题背后的基础科学规律，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和引领发展水平。四是要进一步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国际一流企业的战略合作，面向全球引进行业紧缺的优秀青年人才，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形成更多引领全球科技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标志性重大科学发现，以高质量科技成果造福人类幸福。

　　记者：面向国家创新战略需求，全国重点实验室应如何整合政府、高校和企业等多主体优势，形成有组织科研合力？

　　秦莹莹：突破学院、学科壁垒，是全国重点实验室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合作共建全国重点实验室，是破题思路之一。

　　高校有组织科研要突出需求导向，鼓励优势学科与企业协同开展应用研究。可以通过建立项目联盟等方式，鼓励校内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推动重点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引导，从战略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引导和支持有组织科研。另一方面，强化政策执行落实，确保有组织科研长效机制的建立。

优势互补：发挥高校特色优势促融合

　　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已获批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绝大多数与高校相关，或依托高校建设，或由高校参与建设。高校和实验室的目标定位各有侧重，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更好地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刘志鹏（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组织开展高水平研究，实现原始创新、支撑技术突破，凝聚并培养优秀创新人才的基地。两者的目标定位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功能发挥上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实验室是在兰州大学两个一流学科——草学和生态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团队充分挖掘两个学科的优势特色，以学科优势助力实验室发展，在教学安排、研究生管理等方面支撑实验室发展。相应地，实验室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实验条件建设等提供支撑。

　　建设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和学术群体，培养优秀的人才是全国重点实验室长期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在我们实验室，固定人员绝大多数来自两个学科点。实验室设定了以流动和竞争为准则的固定人员进出机制。同时，实验室也会赋予研究人员较大自主权，可自由选择在实验室承担较重的科研任务或者离开实验室回到学科点进行教学工作。流动和竞争并存的人员进出机制，可以确保实验室有一支理论基础坚实、科研思维活跃、科技攻关能力强、富有实干精神的固定班底，同时也能确保学科点有一支掌握前沿动态的教学班底。

　　记者：在您看来，国家实验室体系改革对高校以及其实验室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单忠德：国家实验室体系改革对高校实验室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如何处理好实验室与学院、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系化”实验室体系，如何在科研组织、长效评价体系等方面创新体制机制等。实验室将牢牢坚持“四个面向”，瞄准制造强国、航空强国、航天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进行前瞻布局，加快建设航空航天民航特色鲜明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秦莹莹：从目前高校实验室的建设发展情况来看，一些实验室还无法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因此，高校实验室应尽快完成转型。

　　首先，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定位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的重要基地。高校要优化学科布局和资源配置，促进科研范式转变，进一步明确重点研究方向和领域，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不断提升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能力。其次，高校要坚持“四个面向”，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融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全过程，大力推动交叉融合、协同创新。尤其要主动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发展，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在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石。高校要积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大力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氛围。尤其是加快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学术领军人才和学术带头人，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来源：《中国教育报》，本文有删节。）

印度成美国第一大留学来源国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美国的第一大留学国。但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印度在美的留学生人数超过32万人，而中国持有学生签证的人数约为25万余人。尽管新学年美国向中国学生发放的签证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根据此次的调查数据，印度依然自2009年以来首次超越中国，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

据报道，在5月至8月这几个留学申请的关键月份，美国为中国发放的新学生（F-1）签证数量增加了47%，这与2022年的情况相反。当年，中国的签证发放量在同时期大幅下降。据美国官方签证数据，今年夏季月份向中国留学生发放了近7万张签证，其中大部分为F-1签证；去年发给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只有约4.7万张。

尽管如此，今年中国留学生获得签证数量依旧落后于印度。美国向印度学生发放的签证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9万张，这一数字比2022年同期的增加了5%，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同期增加了160%。

疫情后的变化

近期，《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刊发文章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今年中国留学生签证的大幅增加令人欣慰。去年，当中国的签证发放量下降45%时，许多国际招生专家都在怀疑，中美关系变化是否使得中国学生对美国产生了厌恶感。

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招生副院长兼国际招生负责人万晓峰表示，签证数量的增加只是现行美中关系向好的一个方面。

他在跟踪调查了80多所中国高中的升学辅导员后，发现在高中10年级阶段（相当于中国的高一年级），为学生出国做准备的国际课程的入学人数要比高中最后一年做准备的学生高25%。美国高中是四年制（9年级到12年级），从10年级就开始准备，相当于提前了3年，预示着未来将有更多学生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众所周知，在国内的国际学校或国际项目学习的学生，大都并不选择进入中国的高考体系。如此一来，这些学生也就不会在国内读大学。疫情期间，许多家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别是出于对美国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以及对疫情期间美国引发的反亚裔种族主义的震惊，不再选择国际学校或国际项目。如今，疫情逐渐成为历史，人们又将出国留学作为可选择的道路之一了。

在接受采访时，清华附中副校长兼升学辅导主任王石曾谈到疫情期间我国留学工作遇到的难题。当时，很多在国际高中任教的外籍教师都离开了中国。同时，由于疫情原因，在应对对于大学录取至关重要的大学先修课程和SAT等重要考试时，学生也遇到了诸多困难。“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也到了启动重置按钮的时候。”王石说。

中国留学生的阻力

尽管中国留美学生的人数有所恢复，但要想恢复到15年前的情景依然困难重重。当时，中国留学生人数占据了美国校园中国际学生数量的1/3。即便如今获得F-1签证的人数有了较大幅度增加，美国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的签证数量仍远低于疫情前水平。

据有关学者分析，中国未来仍将是美国国际学生的重要来源，但不再是主要来源。在万晓峰的调查中，大多数的中国辅导员都表示，学生们对出国留学地的选择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很多人都申请了多个国家或境外地区的大学。换句话说，留学生的首选或许依旧是美国高校，但他们会有B计划和C计划。

也有专家认为，由于签证困难或出境困难等原因，目前很多学生不再申请美国高校，加之如果学生赴美是为了学习科技，或者为了具有更先进技术专业的话，其获得签证的可能性会更小，这致使很多优秀学生不再申请美国高校。

当然，正如一些专家所说，除了地缘政治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外，人身安全也是中国父母的一大担忧。在国内外媒体上，人们经常看到美国各种社会安全问题的报道，这令很多中国家长感到不安，进而不再将美国作为第一选项，甚至不再考虑到美国留学。

除了上述原因外，中美之间的经济博弈所引发的外汇市场的不断变化，也使得留学美国的成本大幅上涨。

虽然如此，中美学者仍普遍认为，美国大学重新与中国学生和中国学校接触至关重要。着眼未来，中国依旧是美国高校国际学生的重要来源。

印度学生的留美势头能否持续

反观印度，去年是该国留美学生人数增长强劲的一年。而根据人们对其接近9万张签证发放量所进行的分析，印度学生对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兴趣上升最快，占据了印度留美学生人数的3/4以上。

尽管如此，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国际招生办主任韦勒依然表示，目前印度学生和家庭对本科学习的兴趣，要比15年前他刚刚从事招生工作时更浓厚。有关研究数据也表明，2021年印度的本科生入学人数增加了16%，这也为未来留学人数的提高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当然，印度留学生赴国外留学的势头得以维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该国青年人口的迅速增长。据报道，在印度的14亿人口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口占比超过50%。但众所周知，印度的大学数量与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本国所需。同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学生贷款的可用性和接受度的提高，也意味着更多印度家庭能负担国外留学的成本。

美国高校、社会与各种企业对印度学生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也是印度留美学生数量增加的另一因素。美国拥有许多世界顶尖大学，以及各种可供留学生选择的好学校，这自然会吸引广泛的学生群体。美国大学普遍比较重视对学生实习和工作的安置，这点对于印度学生来说颇具吸引力，也促使不少留学生不断寻找就业机会，发挥就业能力。

虽然美国不像许多竞争对手国家那样，为学生提供从学习到工作的明确途径，但毕业生还是可以通过可选实践培训（OPT）的计划获得在职培训。OPT计划于1947年推出，该计划允许学生保留学生签证，允许毕业生留在美国并工作至少一年，攻读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课程的外国学生则可再延长两年。据报道，与中国留学生相比，印度留学生更有可能以OPT的形式进入实习。2021年，超过1/3的印度留学生签证持有者拥有OPT的机会，而中国留学生的这一比例仅为18%。

印度在总体留学人数上领先于中国不仅反映在新生数量的增加，还反映在OPT的受欢迎程度上，其延长了印度学生在美的停留时间。

由此观之，媒体所得出的结论是——印度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兴趣或可持续，但也不敢断言，用谨慎的乐观态度表达或许更准确。

造成该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不确定的是美国政坛正在高校中发挥的更大作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国际学生的言论，以及其实施的更严格学生签证政策，不仅让中国学生，也让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留学生感到自己不受欢迎。这直接导致在他任上，印度的赴美留学生入学率有所下降。

中国留美学生不再是美国第一大留学生群体，这给很多美国大学的国际招生带来了压力。虽然印度人口众多，同时也是留美学生来源大国，但美国高校不敢把招生重心放在中印这样的大国上。美国很多高校正在拓展国际招生的多元化，从而保障未来拥有多元化的国际人才。

（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郭英剑）

上海交大成立主动健康战略与发展研究院

10月22日，上海交通大学主动健康战略与发展研究院成立并召开研究院战略咨询会议。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动健康战略与发展研究院和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承办。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和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贾伟平共同为“主动健康战略与发展研究院”揭牌。丁奎岭宣布聘任贾伟平为研究院院长，吴家睿为研究院执行院长。

贾伟平表示，我国慢性病人群庞大，慢性病患病率不断上升，建立主动健康研究平台是保证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途径。两年来，主动健康研究平台建设一直处于筹划之中，研究院成立后，将针对“慢病管理”和“主动健康”两大战略目标，整合运用管理学、公共卫生、医学科学、信息科学等多领域研究手段，对重大的慢性病管理和主动健康战略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以科研和高端智库力量为推手，推进慢性病管理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推动主动健康科学成果的转移转化。

主动健康战略与发展研究院将设立学术委员会，作为研究院学术事项的最高议事机构，统筹行使对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未来，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ACEM）将与主动健康战略与发展研究院（IPH）强强联手——“A+I”，秉承上海交通大学 “求实学、务实业”的精神，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共同探索跨学科未至之境。

（来源：《中国科学报》）

全球药学发展联盟在宁成立

10月12日~14日，由中国药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全球药学院校发展论坛暨全球药学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由中国药科大学发起并成立了全球药学发展联盟。

这是由全球在生物医药发展领域具有领先优势且拥有共同发展愿景的中外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自愿组成的学术性、非官方、非营利性的组织，也是国内首个由高校发起的国际性药学专业联盟。

据悉，联盟以开放合作、服务教育、创新发展、共襄未来为宗旨，秉持“开放共享、创新合作”的理念，致力于在各联盟成员间建立医药健康领域教育、科技与人才的全球性交流与合作平台，推动成员学院或高校、非营利性政府组织以及业界之间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促进全球药学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引领生物科技革命，为人类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该联盟的首批成员为来自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全球14个国家的36所高校。首届主席单位是牵头发起联盟的中国药科大学，首任主席为中国药科大学校长郝海平。

接受媒体采访时，郝海平坦言，新一轮全球生物医药行业创新浪潮对药学院校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原创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制药工业重组和转型升级也将为我们带来新的重要战略机遇。生物医药产业是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度高的产业，药学院校“单打独斗”必然无法赶超和引领时代变革。

他表示，联盟的成立有助于整合全球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充分发挥全球药学人的智慧，共同探讨如何建设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基于此，中国药科大学牵头团结全球的顶尖大学以及药学教育、药学科学研究领域的高端人才，一起探索未来生物医药技术和人才培养的需求。

据了解，联盟成立后将重点开展六大框架行动计划。分别是联盟伙伴专项基金计划、专项师生交流项目、全球药学研究生学术论坛、联盟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行业合作与科研成果转化，以及药学领域世界一流课程（在线课程）建设与国际合作出版。

除成立联盟外，大会还发布了《全球药学教育发展南京共识》。

（来源：《中国科学报》）

复旦大学医学教育与学术影响力报告发布

过去十年间我国顶尖医学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有很大提升，在医学教育中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昨天举行的“2023上海医学论坛”上，复旦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发布《比较研究视阈下复旦大学医学教育与学术影响力报告》，对复旦上医近年来在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效进行梳理，基于教育和学术影响力的医学院校综合评价框架，剖析复旦上医发展现状，为未来发展提供意见与建议。

在“学科声誉”方面，复旦上医有6个学科在QS生命科学和医学学科排行榜上进入全球前150名，5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在《医学界》（www.yxj.org.cn）每年发布的中国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排行榜上，复旦上医连续五年位居榜首。在“人才培养”方面，复旦上医校友中产生了39位两院院士，在全国医学院校位居前列。在“师资力量”方面，2022年，我国医学领域共有556位科学家上榜“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其中38人来自复旦，在全国医学院校名列第一。在“教学资源”方面，复旦大学在每4年评选一次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获得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9项，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在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复旦上医领衔与参与成果奖各3项。2014年，复旦大学牵头申报的“我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和创新——‘5+3’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是我国医学院校近十年获评的唯一特等奖项。

在“学术产出”方面，复旦上医十年来有1272篇论文入选Scopus数据库全球前1%高被引论文，有267篇论文在《细胞》（Cell）、《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柳叶刀》（The Lancet）、《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英国医学杂志》（BMJ）和《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等顶级期刊发表。在“跨境科研合作”方面，复旦上医十年来与世界知名机构建立广泛合作网络。其中，哈佛大学是复旦大学医学领域国际合作发文最多的伙伴机构，学科归一化引用因子（FWCI值）高达8.6，位居全国医学院校第一。在“产学研合作与转化”方面，复旦上医十年来产学合作发文总数1648篇，发文总数和占比在全国医学院校名列第一。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复旦上医学术成果十年来被全球政策文件引用5245次，平均引用率为千分之87.7，在全国医学院校名列前茅。

报告指出，从今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医学教育要进一步主动服务大健康需求，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康守护者，以及能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应对重大疾病防控挑战的未来医学领军人才。这与全球医学教育面临的培养能将“健康融入万策”的复合型高层次全周期健康维护人才的挑战一致。中国顶尖医学院校已经在人才培养与教育、科学研究与创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到促进知识的跨界传播以及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必将成为推动“大健康”理念与实践发展的重要国家之一。

   （来源：《新民晚报》）

温州医科大学近三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数据一览

   近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3“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ShanghaiRanking's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2023年排名覆盖55个学科，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五大领域。此次排名的对象为全球5000余所大学，共有来自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900余所高校最终出现在各个学科的榜单上。

   温州医科大学本年度有9个学科上榜，整体表现与去年相比有较大进步。近三年上榜的学科及各指标的得分情况见下表：

   附：排名方法简介

   1. 排名指标与权重

   不同学科的指标权重系数有所不同，见下表（仅列温州医科大学上榜的学科）。

   2. 计分方式

   首先计算大学在每项指标上的得分，具体为大学在一项指标上的数值除以该项指标的最大值后开根号再乘以100。然后各指标得分除以100再乘以相应权重进行累加得到该校总分。

   CNCI为相对指标，论文数量较少时CNCI不够稳定。因此在计算该指标的得分时，一个学科的CNCI最大值设置为该学科所有大学CNCI平均值的2倍或者该学科所有大学中CNCI的实际最大值，取二者中较低者，令其为100分。其它大学按其CNCI与该最大值的比例得分，CNCI超过该最大值的大学，均得100分。

   3. 指标定义与统计方法

   重要期刊论文数（Q1）：统计过去5年（2018-2022）被InCites数据库相应学科收录的位于期刊影响因子前25%的期刊（Q1分区）中的Article类型的论文数。一所大学的论文根据所发表的期刊的学科分类（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被划分到相应学科。

   论文标准化影响力 (CNCI)：过去5年（2018-2022）被InCites数据库相应学科收录的Article类型的论文的被引次数与同出版年、同学科、同文献类型论文篇均被引次数比值的平均值。如果CNCI等于1，表明该组论文的被引表现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CNCI小于1则反映论文被引表现低于全球平均水平，CNCI大于1表明论文被引表现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国际合作论文比例 (IC) ：统计过去5年（2018-2022）被InCites数据库相应学科收录的Article类型的论文中有国外机构地址的论文比例。

   顶尖期刊论文数 (TOP)：顶尖期刊指通过软科“学术卓越调查”得到的各学科顶尖期刊或顶尖会议。“学术卓越调查”共选出43个学科的121本顶尖学术刊物和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科的31个顶尖学术会议。在剩下11个学科，采用主要归属于该学科的Q1分区期刊作为替代。该指标只统计类型为研究论文（Article）的文献。药学学科仅得到1本顶尖期刊且该期刊收录论文多数为综述（Review）类型，因此药学顶尖期刊文献类型同时考虑研究论文（Article）和综述（Review）。

   获权威奖项数 (AWARD) ：指教师1991年以来获得本学科最权威的国际奖项的折合数。本学科最权威的国际奖项通过软科“学术卓越调查”得到。“学术卓越调查”共选出29个学科的36项国际权威学术奖项。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药学学科均选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作为本学科权威奖项。该奖项的获奖人按照获奖成果的研究领域被划分到相应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