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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分类发展，构建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
《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政策解读问答
高教视点
2023：全球高等教育“三面观”
研究生类型结构：“抑学增专”仍有很大调整空间
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对教育的多维影响
爱思唯尔报告：近八成中国医护学生在学习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增强国际传播能力，高校大有可为
全球视角下的“大健康”科学发展
数字时代，“一稿多投”禁令会不会松动
高校动态
北京大学试点等级制考核评定方式
全国中医药数字化教学联盟成立
全国首届乡村医生发展学术报告会在河北医科大学举办
深入推进分类发展，构建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推动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培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供更有力支撑。
一、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学位条例》，建立了学位制度，至今已40余年。1990年，我国开始实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专业学位类别不断丰富，培养规模持续扩大。当前，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类型、三级学位协调发展的体系初步建成，有效满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求。
学科专业设置实现了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2022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改变过去专业学位类别目录是学科目录附表的呈现方式，将主要知识基础相近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统筹归入相应学科门类，凸显两种类型人才培养同等重要。新版《目录》进一步丰富了专业学位类别，专业学位类别的数量由47种增加到67种，更充分、更精准地对接经济社会需求，支撑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人才培养结构实现了历史性调整。研究生教育紧密服务“四个面向”战略部署，持续完善学科专业布局。学术学位博士授权点数量较10年前实现翻番，对于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支撑更加有力。专业学位授权点总数由10年前占学位授权点总数的37.6%提升至44.2%，其中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数量增长3倍，对于各行各业高层次专门人才需求的响应能力得到大力加强。人才培养规模上，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2012年的32.29%增至2022年的56.4%。
分类培养模式开展了积极探索。建设数理化生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构筑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母机”。建设学科交叉中心，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开辟特区。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推动实现工程师培养体系重构、能力重塑、评价重建。探索农业硕士“科技小院”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带动全国高校建设科技小院上千家，扎根中国大地，解民生、治学问、育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充分肯定。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四证合一”培养模式得到用人单位和研究生的广泛认同。会同行业部门成立45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覆盖全部专业学位类别，其中36个主任委员为行业部门负责人，行业委员占比达到四分之一，有力保障了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二、深入推进分类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2022年，我国在学研究生已达365万人，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与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当前，重学术学位轻专业学位的观念仍需进一步扭转，两类学位同质化发展的现象依然存在，还需要大力深入推进研究生分类培养、分类发展，以进一步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进一步凸显研究生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
分类发展是调整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的战略举措。量变引起质变，由大到强，根本上是从数量向质量的提升，从规模扩张向结构升级的转变，从点上的改革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飞跃。因此，以分类发展为切入点，对研究生教育体系进行改造升级和重塑重构，才能实现研究生教育从量变到质变的根本性蜕变。
分类发展是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必然路径。当前经济社会对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更加多元，特别是对面向实践创新的专业学位需求日益旺盛，对我们深入进行供给侧改革形成了牵引和倒逼。如何清晰描绘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各自的培养路径，进一步畅通两类学位分类发展的通道，特别是专业学位的培养链条如何深度融入行业产业，已经成为提升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的改革方向。
分类发展是促进培养单位内部机制改革的有效抓手。面对旺盛的人才需求、日益扩大的培养规模，在资源条件约束较紧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内部变量的调整实现提质增效。以分类发展为导向，推动培养单位根据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和需求，对发展理念、组织模式、资源要素等进行升级重组，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培养单位内部的活力。
三、深入推进分类发展的政策举措
本次印发的文件是新形势下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基础性文件。为精准把握问题，提出有效举措，前期我们开展了大量调研工作，全面分析全国各类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报告，面向教师、学生、管理服务人员近3万人开展问卷调研，深入开展访谈和国际比较研究，总结借鉴近年来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典型经验等。
《意见》以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坚持问题导向、尊重规律、整体推进、机制创新，以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为方向，注重对现有人才培养过程的改造升级，加强全链条、各环节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合，提升人才培养链、工作管理链的匹配度，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实效性、长效性，推动培养单位实现内部体制机制变革。
《意见》着重提出五个方面政策举措：
一是明确整体定位。《意见》首次将“分类发展”作为整个文件的主题和中心，成体系地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发展。目标是到2027年，两类学位分类发展实现格局性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二是强调深化认识。明确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都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两类学位同等重要，培养单位应予以同等重视。两类学位具有培养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的不同定位，但都应把研究生的坚实基础理论、系统专门知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作为培养重点，专业学位也要提升创新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技能或专业能力训练。
三是优化规划布局。区分两类学位点重点布局方向，学术学位坚持高起点布局，重点布局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大力支撑原始创新；专业学位坚持需求导向，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则上只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同时具有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领域侧重布局专业学位授权点，以全面支撑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优化两类研究生规模结构，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进一步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到“十四五”末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四是完善培养链条。主要是强化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招生阶段区分两类学生招生时的重点考察方面，强调行业企业专家参与专业学位招生。分类明确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师资的具体要求，学术学位应突出教育教学的理论前沿性，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及学术素养提升，强化科教融汇协同育人；专业学位应突出教育教学的职业实践性，支持与行业产业部门共同制定体现专业特色的培养方案，为专业学位设置专属课程，强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文件要求，分类制订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和规范、评阅标准和规则及核查办法，优化交叉学科、专业学位论文评审和抽检评议要素，为交叉学科、专业学位单独设置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特别是提出鼓励硕士专业学位实行多元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考核方式，如专题研究类论文、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产品设计/作品创作、方案设计等。导师应分类评聘和考核，校内导师应定期到国内外访学交流或行业产业一线调研，校外导师定期参与高校教育教学，同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五是重点领域改革。以基础学科、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作为引领示范。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把基础学科主要定位于培养学术学位博士生，开展改革试点。支持以卓越工程师培养为引领，创新联合培养机制，打造工程师技术中心、完善导师选聘和考核、重构核心课程等改革措施。
《意见》还特别强调要加强组织保障，要求培养单位加强工作部署，完善政策举措和质量保障体系，健全治理体系和运行管理机制，强化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保障，鼓励具备条件的培养单位为专业学位独立设置院系或培养机构。
（来源：教育部网站，本文有删节。）
《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政策解读问答
近日，科技部印发《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以下简称《提名办法》）。围绕科技界关心的《提名办法》制定与实施等问题，科技部有关负责同志解答如下。
1.《提名办法》制定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科技奖励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激励科技创新的基础制度，是国家科技政策、人才政策的重要组成。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奖励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家科学技术奖纳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2017年5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明确国家科技奖励由“推荐制”调整为“提名制”。2020年10月，国务院第三次修订发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进一步落实了提名制改革要求。
提名制的实施，对于增强国家科技奖励的学术性、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但在实践探索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为此，科技部在总结近年来提名制试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调研和吸收科技界意见建议，研究制定新的《提名办法》，切实把好评奖入口关，更好发挥国家科技奖励对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
2.制定《提名办法》的基本考虑是什么?
《提名办法》的制定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为依据，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规范完善国家科技奖提名工作。一是按照党中央关于优化科技奖励制度的部署要求，以突出战略导向、提高奖励质量、净化评奖风气为重点，进一步优化提名机制。二是遵循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工作原则，提名工作坚持以德为先，把学术水平作为重要标准，充分体现时代性、先进性和代表性。三是细化落实《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相关规定，为依法依规开展提名工作提供制度支撑。
3.在突出提名导向方面，《提名办法》有哪些新的要求？
一是强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应当坚持“四个面向”，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加强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激励，鼓励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强化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的支持。
二是强调创造性贡献。提名者应当提名真正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技人员，仅从事组织领导、行政管理或辅助服务的人员不得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首席科学家等领军技术专家的除外。
4.在提高提名质量方面，《提名办法》采取了哪些措施？
一是合理控制提名规模。要求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组织机构建立规范的遴选机制，注重质量，好中选优，限额提名。有关部门原则上在本部门、本系统范围内提名，地方政府原则上在本地区范围内提名，组织机构原则上在本学科、本行业范围内提名。
二是适当提高专家提名条件。与前期试行阶段相比，提名专家资格条件没有变化，但专家联合提名的人数要求有所提高。同时严格回避条件，提名专家不得作为同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候选人，不得参加本人提名项目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
三是完善提名程序。在加强学术把关方面，要求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组织机构提名前，以适当方式征求不少于5名相关专业领域专家的意见。在落实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工作相关要求方面，要求候选人所在单位在征求相关纪检监察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做好审核把关。
四是压实提名者责任。规定提名者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综合考虑候选人政治、品行、作风、廉洁情况，按要求做好提名工作；在异议和信访处理过程中，配合开展调查核实。
5.在加大违纪惩处力度、引导树立良好风气方面，《提名办法》有哪些规定?
一是明确监督机制。提名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干涉，接受科学技术奖励监督委员会、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监督。
二是加大违纪惩处力度。对提名者未按规定履行相关责任以及在提名工作过程中收取费用、索取或接受财物、利用提名者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活动的，视情给予通报批评、暂停2至10年直至取消其提名资格等处理；对候选者未按要求如实向提名者提供相关材料以及进行可能影响提名公平公正活动的，视情给予通报批评、取消参评资格、2至10年内禁止参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活动等处理。
三是完善提名信用管理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提名工作中有严重失信行为的个人、组织，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6.在推动《提名办法》落实落地方面有哪些考虑？
一是加强政策宣贯。深入科研一线开展多种方式的宣传解读，主动答疑释惑，帮助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了解和掌握有关政策。
二是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在提名工作实践中注重收集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一线科技工作者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对《提名办法》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适时进行总结，推动国家科技奖提名工作不断完善。
（来源：科技部网站）
2023：全球高等教育“三面观”
时下，2023年已进入尾声。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全球高等教育走过了一条尽力恢复到疫情前相对平稳，但又遍布着各种全新挑战的道路。在本文中，我将从几个方面回顾过去一年世界高等教育的概况，看看有哪些巨大变化，又面临着哪些新挑战。
一、恢复中的高等教育
2023年是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历经3年新冠疫情巨大动荡后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全球高校都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让高校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运营状态。同时，借助这些措施，高校也在努力适应因疫情大流行而变化的世界。
在这方面，全球高校所采取的共性措施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混合学习模式普遍化。几乎所有高校都开发了将面对面的线下教学和线上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学习模式。相比传统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可及性，可以满足那些仍面临旅行限制或健康问题的学生的需求。
该模式的产生有赖于技术进步的支持，而持续3年的疫情，则在客观上加速了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在技术进步的加持下，高校普遍改进了线上学习平台、虚拟实验室和数字资源，推动了不同以往的学习模式的产生与普及，也提高了教育教学的质量。
其次，健康安全措施常态化。虽然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但局部的疫情流行依旧存在。因此，全球高校校园都普遍实施了更严格的健康、安全措施，包括定期清洁、改善通风等。在某些情况下，高校还会要求持续进行检测或疫苗接种，以确保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
在此基础上，由于认识到疫情大流行对师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全球高校普遍增加了各种支持性服务，通过提供咨询、健康计划和其他资源，满足学生和教职员的相关诉求。
再次，教学科研内容更新换代。疫情带来的时代巨变，敦促着高校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从疫情大流行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此背景下，诸多高校都更新课程，替换了陈旧的内容，并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和数字技能等作为重点关注的领域，为学生应对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
由于认识到疫情对学生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许多高校都增加了相应的财政援助，以及奖学金和资助机会，以确保学生继续接受教育。很多高校也调整了招生流程和评估方法，并在其中采用更全面的方法，增加了灵活性。
与此同时，疫情使高校越来越重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以迎接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挑战。
最后，大学与社区关系更加紧密。同样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全球高校都更加意识到大学与所在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加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它们更加强调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并努力重建和加强校园与社区之间的关联度。为此，很多高校都组织了更多现场活动、社交活动，以及社区建设项目。
上述全球高校的共性措施，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的一种广泛认识。在力图恢复“正常”的过程中，很多高校都吸取了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各种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教育教学、学术研究、高校管理等方面，这些高校都在尽力创建一种更具弹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高等教育体系。
二、人工智能改变了高等教育
以2022年底诞生的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2023年凸显了它的革命性特征，并对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高校教学、体验和管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人工智能都展示了强大的影响力。特别针对以下一些关键内容，这种影响力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是强化了个性化学习。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学生数据来了解学习模式、优势和劣势，还可以与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相结合，创造更具互动性的沉浸式的学习环境。
这一点在需要对学生进行实践培训的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在医学、工程和艺术领域，学生可以在虚拟、无风险的环境中练习技能，从而实现更具个性化的教育体验。如此，教育者可以创建量身定制的学习路径和资源，帮助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风格学习。
二是加强了自动化管理。人工智能简化了招生处理、学生查询和评分等管理任务。例如，ChatGPT可以处理日常查询，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协助对客观评估进行评分，为教职员节约宝贵的时间。高校通过使用人工智能分析学生参与度、表现和行为的数据，以预测和改善学生的成绩。这有助于识别表现不佳或面临辍学风险的学生，从而及时对其进行干预。
三是提高了研究效率。人工智能工具已经成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工具所提供的数据分析、模式识别和预测建模等功能无疑加快了研究进程，并为生物技术、气候科学和材料工程等领域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
四是提升教学效果。就课程开发而言，人工智能算法被用来分析就业市场趋势和技能需求，帮助教育机构开发或更新更符合当前以及未来劳动力需求的课程。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提供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的内容、作业的自动反馈，以及担任论坛中的人工智能主持人等方式，增强学习者的学习体验，从而提高在线学习平台的水平。
五是打破了语言障碍。人工智能驱动的翻译工具使全球受众更容易获取教育材料，在打破语言障碍的基础上，促进国际间的合作。除此之外，人工智能驱动的转录服务、为学习困难学生提供的自适应学习工具，以及增强的视觉和听觉辅助工具，均提升了高等教育的普及性。
总体而言，2023年，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中的融入度大大提升。这体现了全球高等教育正在向高效化、个性化和创新型的学习和教学方法转变，并以此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三、新旧挑战依旧存在
如今，日历即将翻到2024年，全球高校正努力恢复到正常的运作状态中，人们的注意力也从应对疫情，逐渐转向攻克高等教育过去长期存在的难题，以及应对疫情带来的新挑战。回顾过去的一年，可以说，全球高等教育面临不少重大挑战，反映出疫情及其之后的某些全球事件的持续影响和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这些新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应疫情后的新现实。各高校都在努力应对疫情大流行后的长期影响，包括转向在线和混合学习、强化针对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以及解决大流行引发的师生心理健康问题等。高校都在努力跟上技术的快速进步，并将这些技术有效地融入教育实践所提出的挑战中，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培训和确保公平机会方面更是如此。然而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公平和包容问题仍然是高校必须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包括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残疾学生的无障碍环境，以及为不同学生群体创造包容性的校园环境等。
第二，高校财务困难依旧。由于学生入学人数下降，全球高等教育的成本继续以高于通货膨胀的速度增长，加之运营成本的增加，使得许多高校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这一年，尽管许多国家对高校的支持度都有所提升，但依旧跟不上通货膨胀的步伐。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寻找可持续的金融支持模式，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很多高校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但由于存在资源和财务的不确定性，导致对延期维护积压问题的解决陷入停滞状态，也使得高校基础设施存量更加脆弱。
第三，保持学术诚信更加困难。确保教育质量和教育的完整性，必然包括如何让学生保持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但长期以来，这一直都是高校面临的巨大挑战。特别是在当下线上和混合学习环境中，如何避免和打击抄袭作弊，保持教育质量，以及维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是全球高校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四，教育教学与就业矛盾依旧。近年来，有关教育与未来就业市场需求如何保持一致的话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大学专业面临着根据就业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应对自身课程和专业的挑战，特别是当技术变革和新产业不断出现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世界变化、社会需要、教育宗旨与学生就业，如何保持这四者相得益彰，成就各方的最大利益，成为大学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第五，国际交流大门尚未完全打开。3年疫情凸显了国际学生对主要留学目的地整体经济的贡献。当疫情过后，不少国家都采取了放宽留学生签证的政策，以此吸引国际留学生。然而，据报道，2022/2023学年国际留学生的增长速度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可持续发展趋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并希望国际教育部门在这方面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消除各种负面影响。人们期待着在新的一年，国际教育能够再次呈现过去校园内充满快乐的场景，并期待高校能够通过创新的招生方式为学生提供更良好的服务，进而产生国际教育的新模式。
第六，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更富挑战性。比如，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各高校越来越注重在其运营（比如减少碳排放量、可持续校园举措）和课程（将可持续性纳入教育和研究）中加入各种手段和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对于全球高校而言，如何确保内部进行的研究具有影响力、相关性，并能够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上述新旧挑战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和更具适应性的措施，并驱动大学更加灵活、更富弹性，以适应未来的全球变化和社会需求。
（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 郭英剑）
研究生类型结构：“抑学增专”仍有很大调整空间
近年来，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兴起，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位类型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季，多所高校相继宣布停止个别专业的学术型硕士招生，就是该趋势的一个最新体现。对此，《中国科学报》也曾进行过专题讨论。
学位类型结构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功能的发挥及其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明确提出，到2025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事实上，早在2021年，我国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经升至14.40%，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升至61.77%。由此看来，实现2025年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目标并非难事。
而在这一目标背后，确定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究竟有何依据？“抑学增专”式的学位类型结构调整空间还有多大？
多因素助推学硕走出学术界
根据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决定了学术学位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应有不同定位。就研究生教育出口而言，学术型硕士（以下简称学硕）应攻读学术博士或进入学术机构就业，学术博士也应进入学术机构就业。专业型硕士（以下简称专硕）应以产业企业的非学术就业为主，即便升学，也应进入专业博士教育轨道。当且仅当各类学位研究生按照各自的教育类型定位发展时，学位类型结构方显合理。
然而，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过去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总体上各学科学硕平均每年有80%选择就业，选择升学者仅占20%。可见，绝大多数学硕毕业后并未读博而是选择就业，这与专硕的就业结构并无二致。如果说该就业结构与专硕的培养定位尚且一致，那么与学硕的培养定位便相去甚远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高校对专任教师的学历要求“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不断延长，中途流失的风险也在增加，而且即使获得博士学位，绝大多数学生仍无法摆脱“高毕低就”（流动到比求学院校稍低层次的院校工作）的局面。因此，攻读博士对大多数学硕的吸引力与日俱减。
更关键的是，我国正处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互联网+”等重大战略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而相关领域中的大多数技术和管理岗位必须由接受过良好科研训练的高层次人才担任。
多因素的推拉作用使绝大多数学硕毕业生放弃升学，转而进入广阔的产业领域就业。这一就业结构显然与学硕教育的定位不符，也说明学硕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学硕培养规模过大了。
2011年—2020年，我国学硕毕业生人数基本稳定在30万左右，虽与同年博士招生人数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但2021年仍达到2.7：1。倘若博士招生人数中除去本科直博生，这个比例将会更大。较大的学硕毕业生基数固然为博士生选拔提供了更大余地，但以牺牲大部分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产业界需求相适配为代价，不利于学生个人和企业的发展。
学术博士不断涌向非学术界
从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过去10年的统计数据看，学术机构（含高等教育单位和科研设计单位）是学术博士的第一大去向，年均比例为41%。学术博士的第二大去向是企业，年均占比30%。医疗卫生界是学术博士的第三大去向，年均比例为26%。总体来看，非学术机构（企业和医疗卫生界）就业的学术博士合计超过55%。
学术博士毕业生入职非学术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博士扩招和海外博士回流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日益增加，而需求却相对稳定。不仅如此，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尤其是“非升即走”制度，使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的学术发表压力，相较而言，高校的学术职业薪资竞争力不足。这些因素加上学术兴趣、读博动机等学习者个体因素，对学术博士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外推力。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使知识生产的主体从大学扩展到企业实验室、智库、咨询机构等。知识生产的“市场性”和“商业性”日益显现，由此加剧了工商业在知识生产市场中的竞争性投入。
据统计，2012年—2020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数增长了212.8%，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增长了167.9%，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增长了112.1%。然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仅增长了54.1%，这与企业数、研发经费支出均不协调。
为此，企业纷纷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包括提供比高校和科研机构更先进的实验条件、优厚的个人待遇以及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这无疑增加了对学术博士的吸引力。
当学术博士源源不断涌向非学术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学术博士教育的定位和规模。
一直以来，我们把培养下一代科学家视为学术博士教育的重要甚至全部的目标。然而，大批学术博士在产业界寻求就业，意味着学术博士教育与传统学术职业之间的联系正在解耦，将学术博士招生、培养与就业之间的错位问题暴露无遗。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否则将引起博士毕业生素质结构与社会需求失配，对博士教育的社会适应能力造成消极影响。
针对产业界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国家近年来加大了专业博士的招生力度。据统计，2017年我国专业博士招生2695人，仅占博士招生总人数的3.29%。2021年，专业博士招生人数达到18115人，占比增至14.39%。但与此同时，学术博士招生规模同样呈扩大态势。2017年，我国学术博士招生79203人，2021年增至107708人，增加了35.99%。
如果说专业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基础，那么学术博士教育持续扩大的学术需求基础则并不坚实。
研究生教育学位类型应实现差异化发展
根据近10年研究生就业结构数据的反馈，需进一步削减学术研究生招生计划，并将其调整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将就业的学硕毕业生人数调整为专业学位，并把升学的专硕毕业生人数调整为学术学位。由此一来，学硕比例将会降到15%，专硕比例将增至85%。
同时，应将非学术就业的学术博士招生计划调整为专业博士招生计划。这样一来，学术博士的总体比例将降到40%，专业博士将占60%。窥一斑可知全豹，我国研究生教育“抑学增专”式的类型结构调整空间还很大。
当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增量被调出后，其发展规模较以往将明显缩小。需要指出的是，学硕教育为学生提供了学术职业探索的机会，也为其进入博士阶段积累了所需的心理资本和专业能力。因此，它是学硕过渡到学术博士阶段的必要“垫脚石”，仍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针对当下硕博连读制度存在的培养设计缺少系统性、连贯性、完整性的问题，高校应改进当前硕博连读模式，统筹安排课程学习、科研训练和论文写作，实行真正意义的硕博贯通培养。
根据目标定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体现鲜明的职业性和应用性。但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目前已然存在的专业学位教育与学术学位教育的同质化问题，依然是制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为此，教育主管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和组织协同，尽快就专业学位类别（领域）与职业资格建立衔接关系，出台课程免考、缩短职业资格考试年限等具体办法，从制度上切实凸显专业学位教育的职业性。
与此同时，高校要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教育。一方面要坚决堵上导师不允许学生外出实习的制度漏洞，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发挥专业学位教育机构的管理、咨询作用，通过政策支持，引导院系高质量建立和运行足够数量的实践基地，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
（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余天佐）
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对教育的多维影响
当前，中国人口正在经历总量从持续增长转向持续减少，结构从幼多老少转向老多幼少，分布从乡村居住为主转向城镇居住为主的过程，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这对教育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表层数量上的供求增减变化，在多个维度与层面都会发生深刻而持续的变化，需要我们在全面、整体、深刻认识和分析的基础上积极应对。
从数量上看，人们大多认为，人口减少必然引发教育的供求关系转向供大于求，现实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幼儿园、中小学，甚至大学招不满学生的情况。也因此，有些人担心未来“教育资源过剩”。如果仅从学位数看，出生人口减少必然导致适龄学生数减少。但在教育供求关系中，除了数量还有质量、地域、属性、时机、适恰程度等多种特征。在人数减少的同时，人们对质量、公平、普惠的要求反而会提升，对教育的期望值也会抬高；对教育的地域要求更特殊，对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就近入学的要求更具体；对教育的均衡性、普惠性、公益性等方面的界定和要求也会发生变化；对教育的及时性、适恰性以及因材施教的要求也会提升。
总体上，对教育质量的要求将会随人口减少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抬升，这就要求教育供方在属性、结构、内涵等多方面发生顺应需求的变化。满足新的需求，需要教育过程更加精细化、个性化、多样化，因此对教育的总体性需求依然可能是供不应求，并且可能由于对教育新的需求增长而出现有求无供或缺供的情况。
从人口与教育的变化互动过程来看，人口减少对教育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可能由于教育当事人的主动改进而产生不同的效应。
首先，教育投入与资源使用效能变化。一些学校可能由于学校时间与空间利用率降低而导致教育资源浪费、教育成本增高。倘若教育当事人能够更有效因材施教，更多为学生赋能，则相对于学生成长而言，教育效能将会进一步提升，不仅不会出现浪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反而能提高。
其次，随着人口减少，在政府的财政拨款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学校的经费来源相应减少，一些学校的经费压力加大，可能会影响到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如果当事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能够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强教育的公益性与普惠性，保障教育投入，学校依然能够获得充裕的教育经费。
再次，在不均衡的情况下，学生的数量随着人口的减少相应减少，学校之间的差距会拉大，竞争会更加激烈。它在促使学校更加注重自身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提升，以吸引更多更好学生的同时，也可能产生更加不均衡的“马太效应”。如各地政府与教育管理部门能够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教育均衡，在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就近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办出更多小而美且质量高的学校，形成各校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则能在当地形成良性教育生态。
此外，人口减少与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未成年人口对教育资源需求总量减少，但与此同时，也会催生老年人教育、家庭教育、业余教育等新的教育需求。这些领域将会成为教育产业新的增长点。教育行业需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不断改进教育模式、更新教育内容、提高教育质量，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值得指出的是，人口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型人才支撑，教育需要以质量换数量、存量换增量、效率换结构、空间换时间等方式，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每个人对教育的新需求。
简而言之，由于人口减少对教育产生的各种复杂影响，如果故步自封，这将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挑战；而如果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在给教育发展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将带来新的机遇。因此，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每位教育当事人，都需要认清形势和趋势，顺应变化，主动变革、前瞻布局。
随人口的减少需要改善教育资源供求关系，提前做好教育转型，对低效、低质、高消耗的教育做好调整，充分利用数字化对教育中的不适应部分进行更新迭代，扩大教育资源共享和合作，积极采取措施来促进教育总体质量与效能的提高。建设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做好教育规划布局，注重多元文化融合，更好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多样化的期盼和需求。学校要牢牢树立质量意识，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要真正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的教育，因材施教，促使家庭不断调整养育理念，建立以孩子健康成长为本的多元成才观。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既是人口变化赋予的历史机遇，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举措。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人均教育资源获得水平，积极推动全体人口享有高质量的教育，推进以人为本的教育转型，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储朝晖，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爱思唯尔报告：近八成中国医护学生在学习中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2023年12月13日，全球领先的科研信息分析公司爱思唯尔发布了《未来医生白皮书(2023)教育版》(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汇聚了全球超过2,200名医护专业在校学生观点的报告，揭示了当今医疗健康领域面临的种种挑战，并从学生视角就这些挑战对当下医护教育和未来医护就业前景等进行了解读。报告显示，临床医护的短缺引发了全球医护专业学生对未来从业的担忧，中国学生则对这些挑战持有更为乐观的态度。同时，全球医护专业学生也在积极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掘其在医学教育、临床实践和医学研究方面的更多潜力。
全球医护学生寻求跨行择业 中国学生更愿意投身临床
当下，临床医护的短缺已然成为全球医疗健康领域的普遍问题，全球医护专业学生自然对他们未来即将面临的艰巨挑战充满担忧，特别是由此导致的职业倦怠。报告显示，尽管全球有近六成受访医护专业学生表示将来不会直接从事临床医疗和护理工作，而是将目前的学习当作职业“跳板”，以便在更广阔的领域跨行择业。在受访的全球医护专业学生中，大约每6名就有1名表示“可能会中断自己的医学或护理专业(大学本科)学习”。
相较之下，受访中国学生对于未来更为积极，超九成表示自己“致力于成为一名临床医生并改善患者的生活”。其中，有84%认为新冠疫情更加强化了他们成为临床医生和护士的使命感，仅有3%计划在未来离开医疗健康行业。
“我们聆听到了全球医护专业学生对当前医疗健康生态系统的反馈与顾虑。中国医护学生对于当前的医疗健康行业生态既有担忧也怀抱期待，我们鼓励他们在充分洞悉这些困难的同时能够积极应对。”南方医科大学校长黎孟枫谈道，“对于医学教育工作者而言，倾听医护学生的声音，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在此时变得极端重要。中国医学院校在医护专业教学、临床技能训练、创新能力培养、医学人文熏陶等方面也有责任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让医护学生们能够更有信心地走向通往‘未来临床医护’的道路。”
新兴技术融入医学教育引发喜忧参半的思考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的兴起，全球医护专业学生都在积极探索这类新兴技术在课业学习中的应用。目前，全球有51%的学生已经在尝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支持自己的日常医学学习，在中国，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76%。报告显示，中国医护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主要场景包括：支持进行日常课业学习(86%)、了解最新医学进展(74%)和帮助准备考试(67%)。五分之四的中国学生表示，他们的导师对人工智能用于教育目的持积极态度。
然而，医护专业学生对于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医护专业教育的态度可谓喜忧参半。全球62%的受访医护专业学生表示，他们对人工智能的潜力感到兴奋;同时，全球有51%的受访学生对此心存担忧，他们担心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教育中取代宝贵的医学实践、传授不准确的信息以及阻碍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等，他们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该被用作医学学习和实践的辅助手段。
人工智能赋予临床实践与医学研究更多想象空间
报告指出，全球超六成受访学生“因为人工智能给临床医生带来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不已”，对人工智能在临床实践和医学研究中的应用表示积极态度。全球大多数受访学生认为，人工智能将改善他们的决策制定(70%)，甚至将成为医疗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3%)——中国学生的情况尤其如此。同时，受访学生也认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目前仅仅是一种提升能力的工具，不能替代临床专业知识。
“这是爱思唯尔连续第二年发布《未来医生白皮书》。通过调研，我们可以更好地聚焦于未来医生们在专业技能学习和综合能力构建等方面的需求，从而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爱思唯尔高质量的医学内容和可信赖的科研平台结合，陆续推出ClinicalKey AI、Scopus AI等解决方案来更好地支持临床实践和医学研究。”爱思唯尔大中华区总裁李琳表示，“我们也期待与更多大学、医学院以及医疗健康领域的伙伴们携手探索，支持中国学生在知识学习、科研探索、临床实践等方面的需求，共建面向未来的中国医疗健康生态。”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增强国际传播能力，高校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战略机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高度自觉，为汇聚智慧力量，发挥制度和资源优势，展现中国形象，开创国际传播新局面、谱写文明交流新篇章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高校作为人才高地，资源丰富，承载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的多重功能，在推进国际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中大有可为，更要大有作为。
深入挖掘高校潜能，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发挥智力优势，加快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机遇并存，诸多不利局面和不利条件亟须化解，如何破解国际传播理论、方法、规律、路径等方面的诸多现实难点和痛点，是高校新闻传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法律等多领域学者协同攻坚的重要使命。
统筹人力优势，努力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国际传播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做好国际传播，首先需要的是人才，要有更多立场坚定、掌握语言、理解文化、通晓规则、具备传播能力的时代新人活跃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合作交流领域，这就需要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创新，在新文科背景下，在复合型知识基础、创新型能力结构、全场景传播素养等方面下足功夫，形成贯通式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新模式。
激发活力优势，深化文化传承传播，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高校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养分，也是创造新知、传播新知的神圣殿堂。创新、创造首先需要传承，只有真正习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要，同时深刻体会和领悟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所彰显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才能在国际传播的舞台上发出内心的声音，赢得世界的掌声。
调动潜力优势，大力拓展国际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高校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领域具有宽广的国际合作空间，是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发展的重要主体。随着我国科学研究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各类高校主办或参加更多国际性学术会议和论坛，发起或参与更多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吸引更多留学生来华留学，引进更多外国专家授课讲学，输送更多中国学生留学深造或参加短期交流项目等等，为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渠道，增进了彼此了解和相互信任，有效促进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深化认识，不断探索传播中国声音路径方法
高校是人才汇聚之地，具备得天独厚的人才资源优势。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之职的大学教师，知识渊博、亲和力强、视野宽阔，具备能讲、善讲故事的天然优势。同时，大学校园中拥有大量国际传播的好素材、好故事。每所大学均有独特的校园文化和优势潜能，只要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每所大学均会变成一座国际传播素材的“富矿”。
当前，我国高校正加速推进“双一流”建设步伐，诸多高校在国际传播学科和专业建设上用功甚勤，成效倍增。但不可否认，一些高校对自身所肩负的国际传播使命在思想认识上还不够深入，国际传播本领恐慌、方法滞后、平台缺乏等问题依然存在，难以摆脱“想讲不敢讲、不善讲，讲了无人信”的困境。
做好国际传播，前提在认识，根本在人才，关键在方式，瓶颈在平台。
一要深化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认识是行动的先导。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国际化程度高的高校，要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任扛在肩上，就必须进一步深化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把做好国际传播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作为履行大学五大职能之一——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凸显国际传播在大学事业全局中的特殊地位。
二要培育队伍。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要聚合和发挥各类人才的优势，尤其是更加重视教授学者、孔子学院教师、来华留学生、出国短训学生四支队伍的国际交往活动，同时加强与各国驻华领事机构的沟通协作，将最新最全面最客观的中国元素传递到世界各地。
三要优化方式。做好国际传播不仅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更要掌握传播要领和必要技能，需要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训练。要使学术语言尽可能地变为更适于国际传播的媒体语言、网络语言，用小切口展现大格局、大智慧；让中外学生的话语，成为传递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桥梁，善于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而不是就事论事，“入耳不入脑、声过不留痕”。
四要拓展平台。做好国际传播，就必须行走在国际舆论场上，不能关上门来搞国际传播。为此，必须努力拓展更宽广的渠道，突破平台短缺的瓶颈。既要建好自己的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平台，还要充分利用国际舆论平台，特别是国际上的网络新媒体，借力助力，形成一个更包容、更有吸引力的国际舆论场。
五要协同发力，善做善成。“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做好国际传播，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要发挥全党抓宣传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系统性、协同性、针对性地推进工作。高校更要一马当先、快马加鞭，竭尽全力争做实干家、领跑者。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张小锋、童德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全球视角下的“大健康”科学发展
2013 年至 2022 年间，全球在“大健康”领域的研究成果持续快速增长，相关学术产出从2013年的113万篇增长到2022年的158万篇以上，学术产出总数达到1290万篇，占同期全球学术产出的42%。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大健康”领域在近五年的学术产出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达8%，显著高于2013年至2018年的2.4%，凸显了自大流行以来健康研究应对全球健康挑战的重要性。
美国一直是“大健康”领域贡献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大健康”领域不断投入科研创新力量，中国在“大健康”领域的学术产出不断上升，成为“大健康”科学学术产出的重要贡献者之一。2013年至2022年，中国在“大健康”科学的学术产出从10.1万篇增至30.6万篇，在数量上增长了二倍，产出数量全球占比从9%跃升至19%。同时，中国在“大健康”科学的学术影响力也在保持稳步增长，FWCI达到1.04，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FWCI=1）。
科研机构是持续推动“大健康”科学发展的“主力军”。从人才培养与教育、科学研究与创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到促进知识的跨界传播、以及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正在成为推动“大健康”科学领域发展的重要国家之一。如下图所示，在“大健康”领域，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科研机构正在不断追赶全球领先科研机构，逐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异。例如中国科学院已经是该领域全球产出前十的机构，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些机构主要来自中国“双一流”综合大学。
注：本文定义的“大健康”科学由与健康科学相关的 145 个研究子领域组成，这些子领域是在Scopus ASJC（全学科期刊分类）334 个子学科中选择的，以健康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主要学科，以部分物质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延伸学科。
发文量：发文量统计了被评估主体发表的被Scopus收录的所有文献数量，不含撤稿和勘误。
归一化引文影响力（FWCI）：FWCI是学术产出的引文影响力指标。它是通过将出版物实际收到的引用次数与相同文档类型、出版年份和学科的出版物的预期引用次数进行比较来计算的，FWCI超过1.00表明该评估主体的出版物被引用的次数超出了基于类似出版物的全球平均水平的预期；例如，分数为2.11意味着该评估主体的出版物被引用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11%。
（来源：复旦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
数字时代，“一稿多投”禁令会不会松动
一直以来，学者们向学术期刊投稿面临着激烈竞争，特别是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发稿更是“一刊难求”。作者常会遇到等待好几个月最后还被拒稿的情况。由于有着“一稿多投”禁令的约束，大部分学者只能等待。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前不久，《自然》就发表了葡萄牙学者德里琼·格鲁达（Dritjon Gruda）的文章。他提出，“一稿多投”不仅延误了科研工作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信息的快速传播。在数字时代，应该废除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则。该文章将学术圈里的禁忌搬上台面，引发的有共鸣有反对，还有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看待“一稿多投”问题、促进学术发展的思考。
著作者和期刊之间的不同诉求
格鲁达在文章中提出，“一稿多投”的禁令最早要追溯到前数字时代。在那个时代，信息交流不畅，版权规则难以执行，主要由期刊编辑对纸质稿件进行筛选，同行评议人也很少。
于是，为了规范出版流程和保护原创性，期刊社开始要求研究人员一次只能向一个学术期刊提交其研究论文，不能同时向多个期刊提交相同的论文，以此维护审稿过程的公正与透明，保护编辑和作者的共同权益。
《中国肿瘤临床》与Cancer Biology & Medicine（《癌症生物学与医学》）编辑部主任刘惠琴认为，“一稿多投”禁令的产生，是为了避免稀缺出版资源的浪费，保障正常的出版秩序。
“‘一稿多投’伴随重复发表风险。这也就意味着会牵扯到版权问题，引起版权纠纷。‘一稿多投’还会让多家期刊耗费时间和金钱对同一篇论文做重复性工作。此外，在当前审稿人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审稿人可能为多个期刊服务，‘一稿多投’容易导致审稿混乱。”刘惠琴举例说，一篇稿件在确定发表之前，一般要经历编辑初审、同行评审、编委会终审的审稿流程。有的文章就曾在同行评审的环节，被审稿专家发现在为其他期刊审稿时看到过，这意味着期刊之前所做的工作可能是“无用功”。
因此，目前绝大多数期刊社都明确拒绝“一稿多投”。“我们会在作者投稿时，让作者承诺稿件无‘一稿多投’的情况。一旦发现作者存在‘一稿多投’的问题，期刊社一般会做退稿处理，并将其列入失信作者名单。”刘惠琴说。
尽管禁令严格，但是“一稿多投”现象在学术圈依然存在。对此，天津大学期刊中心主任陈金龙分析：“如果单纯从科研工作者角度来看，之所以有人会选择‘一稿多投’，还是希望能‘广撒网，多敛鱼，择优而从之’，也就是提高投稿命中率，加快科研成果公之于众的速度。”因为快速发稿能为著作者赢得相应的声誉。
“‘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其实也是期刊社和作者站在各自立场的不同诉求的反映。”陈金龙表示。
数字技术可提高出版效率
格鲁达认为，当科学出版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已经使评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编辑和审稿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审阅稿件，第一时间确定版权也更容易、更直接，效率大大提高。
在格鲁达看来，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为“一稿多投”提供了可行性，这也更凸显了“一稿多投”禁令的不合时宜。他认为，“一稿多投”禁令不仅耽误科研创新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气候科学、健康和医学等许多领域。禁止“一稿多投”对年轻科研人员尤其不利。对他们来说，延迟发表不仅令人沮丧，而且影响晋升，会阻碍职业发展。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真的可以解决“一稿多投”带来的问题吗？
“虽然数字化时代，出版流程中的一些环节可以得到优化，效率可以提高，但是版权等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陈金龙说，因为目前各个出版社的投稿平台都是独立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投稿平台。大家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依然都是“背对背”，在出版之前无法看到其他平台的文章。如果多个期刊同时进行出版流程，一稿多发的风险依然存在。
对于著作者最为诟病的等候发稿时间过长等问题，刘惠琴认为，这也并非都是禁止“一稿多投”造成的。目前审稿专家资源十分紧张，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冷门的研究方向，审稿专家更是少之又少。即使在目前数字时代，期刊社可以在网络平台向审稿专家发送审稿邀请，但不能保证有专家应答。“我们就曾遇到过一个著作者，投稿给国外期刊，等了5个月，论文最终被退稿。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审稿人。”刘惠琴说。
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
抛开“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格鲁达也认为，发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分享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因此，他也给出了在“一稿多投”禁令下，可使论文尽快发表的建议。比如在正式投稿之前先与期刊编辑建立初步的联系，评估他们对论文的兴趣程度；根据文章的内容确定一个目标期刊列表，根据期刊的影响力进行分级，这样当文章被拒绝后就可以迅速转移到下一个期刊；投稿后，要定期与期刊进行沟通等。
同时，投稿人可充分运用数字时代的技术手段，比如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期刊的审稿时间、出版周期和接收率等；可以通过预印本服务器提前上传手稿，将其作为工作的公开记录。
对此，刘惠琴表示认同。她介绍，目前期刊社正在积极推出各种举措，提升著作者论文发表速度。“我们会定期开展针对著作者的论文写作与投稿培训，让著作者更加了解不同期刊的特点和投稿要求。这使著作者在投稿时有的放矢，大大提升投稿的命中率和发表效率。”刘惠琴说。
陈金龙也表示，为了保证重要科研成果的时效性，目前很多期刊社开辟绿色通道等形式，加快重要领域科研文章的评审速度。一些出版社和期刊社也在积极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今年9月，细胞（Cell）出版社宣布推出“一稿多投”服务，允许作者将研究论文提交至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的期刊，以及一些与细胞出版社合作的学会期刊。陈金龙认为，这种方式相当于把论文投给同一个出版社旗下的多个子刊。通过期刊矩阵，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避免出现版权纠纷。
“国内的出版社虽然无法达到国外这么大的规模，但我们可以采用联盟的形式。”刘惠琴介绍，其与相同领域的期刊成立联盟，联盟成员之间可进行文章和评审专家的资源共享，未来可能会实现联盟内部期刊之间的“一稿多投”。
（来源: 《科技日报》）
北京大学试点等级制考核评定方式
GPA是目前国内大学评价学生的关键指标，在奖学金评选、保送生资格评选和申请国外大学时占据重要地位。GPA的计算方式是将每门课程的绩点乘以学分，相加后除以总学分，得出平均值，因此，学分不同的课程在GPA中的权重有所不同。
在绩点压力下，很多学生在选课时就开始谋划，倾向于参考教师往年给分情况选课，而不是依据对课程本身的了解或兴趣。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进行试点改革，实行等级制的考核评定方式，放弃GPA排名。这一试点效果如何？记者日前展开了调研。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决定从2020级学生开始，在本院开设的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实验和实践类课程的成绩评定中推荐采用粗线条的成绩评定。学生的成绩可以分为A（85分或以上）、B（75至85分）、C（65至75分）、D（60至65分）、F（不及格）五个等级。成绩的综合评价用优秀率（A%，成绩为A的课程所占的比例）和优良率（AB%，成绩为A和B的课程所占的比例）替代GPA。对于单门课程而言，则与以往相同，成绩优秀率40%左右，不及格率不超过5%。
“生命科学学院的很多课程包含大量需要记忆的知识点，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进步，很多知识不断更新迭代，通过死记硬背和刷题得到的知识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弄清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会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提高创新能力。”王世强指出，“一门课程，如果能考到85分以上，我们认为这个学生在知识掌握上已经足够好了，没有必要再花很大的精力达到95分以上。生命科学学院对本科生实行等级制、放弃GPA的目的是给同学们留出更多时间进行素质提升，比如听名家讲座，选修人文课程，参加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等。”
在上学期，生命科学学院有近40门课程，几乎所有的主干课程都实行了等级制评价。“尤其是实验课，很难给学生们的实验做一个具体分数的量化。”王世强说，“对于将来要继续从事科研的学生，他们只要掌握课程核心概念和主要原理，就可以拿到A，不需要再花时间记忆很多能轻易检索到的内容，以便留出更多精力探索未知。”
唐平介绍，实行等级制之后，奖学金的评定也相应改为根据“优秀率”进行筛选，将学业以外的科研实践、社会公益、社团组织、双创活动等纳入不同类别的奖学金评定。在评审过程中，学生们需要提交一份申请材料，包括过去一年学习进展以及感悟。同时，学院也会邀请教授和专家参与其中，“他们才是真正了解学生在课堂和课外实际表现的人，我们不是单纯关注大家的卷面分数”。
“生命科学领域导师在选择研究生时，主要是看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科学兴趣、研究能力、合作意识等。科研需要很长的周期，创新能力需要在实践中经历很多挫折才能提升。学生将精力投入到把成绩从90分提到97分这件事上，得不偿失。我们取消绩点，改成等级制，正是为了减轻大家的课业负担。”王世强说。
（来源：《光明日报》，本文有删节）
全国中医药数字化教学联盟成立
12月14-15日，全国中医药数字化教学联盟成立大会暨数字变革与中医药未来教育发展专题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全国中医药数字化教学联盟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发起，全国26所高校积极响应，踊跃加入，携手推进中医药院校数字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发展，共同开启中医药数字化教学“融通互联、共建共享”新局面。
教育部高教司农医处副处长夏韶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姜恩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蒋珍贵，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汤筱疏，10余位联盟高校校领导，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黄文秀、校长陈忠以及各联盟高校教务处、信息技术中心负责人和师生代表共计160余人参加大会。
15日上午举行了全国中医药数字化教学联盟成立大会暨数字变革与中医药未来教育发展专题研讨会开幕式。
本次大会同步举行了数字变革与中医药未来教育发展专题研讨会。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于俊清、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张紫徽、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黄建波围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思考》、《AI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浙江中医药大学教育数字化改革和实践》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狄留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陈贤春、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查建林、正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友进作本科教学数字化建设专题分享。
15日下午，与会代表赴阿里云谷开展数字化改革专题调研。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本文有删节。）
全国首届乡村医生发展学术报告会在河北医科大学举办
12月16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人文与全科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河北医科大学主办，河北医科大学乡村医师学院、医教协同与医学教育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首届乡村医生发展学术报告会在石家庄开幕。来自全国13 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层卫生健康领域专家学者、基层卫生管理部门和基层医疗机构、乡村医生代表等共300余人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本次学术报告会以“建强乡医队伍 服务健康中国”为主题，针对我国乡村医生队伍现状，就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机制，逐步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规模；加强现有乡村医生执业技能培训，提升乡村医生岗位胜任力；完善乡村医生收入和待遇保障机制，提高乡村医生的职业归属感等方面进行交流和研讨。
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林蕙青表示，河北医科大学多年来坚守为民初心，秉承践行服务基层医疗的“擎灯精神”，以培养优秀基层医疗卫生人才为己任，以促进人民生命健康为使命，培养了大批医药卫生专门人才，为促进区域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维护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医学院校要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希望大家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扎实的工作，务实的作风，加快推进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为维护基层群众的生命健康，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河北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翟海魂向与会嘉宾和代表介绍了河北医科大学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的传统和乡村医师学院的办学情况。
报告会上，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健康中国研究院院长梁万年教授与河北省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执行主任席彪教授分别以《基层卫生健康体系高质量发展》《我对乡村医生的认知理解与研究》为题在现场作主旨报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上海)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在线上以《乡村医生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为题，就基层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来源：人民网－河北频道，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