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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讯
2023年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
教育部部署2024年教育工作重点任务
高教视点
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现状与实现机制
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困境及其超越
人口和人才的双重红利:高校新建校区对区县人力资本的影响
我国一流大学办学效率会更高吗?
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高校应主动作为
善作善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让医药大数据赋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高校动态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与华为公司签署深化合作协议
人工智能变成南大学生必修课?
2023年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
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74所，比上年增加61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42所（含独立学院164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3所；高职（专科）学校1547所；成人高等学校252所。另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233所。
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比上年增加108.11万人，增长2.32%。
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42.22万人，比上年增长2.73%。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78.16万人，比上年增长2.19%。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比上年增长17.82%。高职（专科）招生555.07万人，比上年增长2.99%。全国共招收成人本专科445.49万人，比上年增长1.24%；在校生1008.23万人，比上年增长7.99%。招收网络本专科163.42万人；在校生739.97万人。
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30.17万人，比上年增长4.76%。其中，招收博士生15.33万人，比上年增长10.29%；硕士生114.84万人，比上年增长4.07%。在学研究生388.29万人，比上年增长6.28%。其中，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比上年增长10.14%；在学硕士生327.05万人，比上年增长5.59%。
全国共有高等教育专任教师207.49万人，比上年增加9.71万人，增长4.91%。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34.55万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08万人；高职（专科）学校68.46万人；成人高等学校1.41万人。
普通、职业高校研究生以上学位教师比例79.14%，比上年增长0.6个百分点。普通、职业高校生师比17.98：1，进一步改善；其中，普通本科17.51：1，本科层次职业学校17.57：1，高职（专科）学校18.92：1。
普通、职业高校校舍建筑面积11.89亿平方米，比上年增加5814.64万平方米。普通、职业高校生均占地面积56.82平方米；生均校舍建筑面积28.26平方米；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1.86万元。
（来源：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部署2024年教育工作重点任务
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月11日在京召开。会议提出，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深刻认识教育强国的主攻方向和战略布局，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和战略思维，书写好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会议指出，要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一要着力构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生态新格局。会议提出启动实施立德树人工程，全面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以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二要强化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持续抓好“两个先行先试”，深化科教融汇、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深化产教融合、以技术转移为纽带推动“四链”融合，服务治国理政、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三要进一步夯实基础教育基点。着眼人口变化趋势加强前瞻性布局，深化基础教育提质扩优工程，巩固深化“双减”成果，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筑牢根基、积蓄后劲。四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坚持与产业结合、与地方和政府政策结合、与社会区域结构结合、与个人终身学习结合，稳步推进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尽快取得突破，以人的成长为中心，以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要义，实现办学质量高水平、产学合作高质量。五要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坚持应用为王走集成化道路，以智能化赋能教育治理，拓展国际化新空间，引领教育变革创新。六要坚定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完善战略策略，统筹高水平“引进来”和“走出去”，找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切入口，不断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七要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强化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拓展教师队伍培养培训新思路，推进教师资源配置优化和管理制度改革，营造尊师重教、尊师重道社会风尚，以教师之强支撑教育之强。
（来源：《光明日报》）
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现状与实现机制
一、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概况及协同治理现状
首批50所现代产业学院均具有一定的前期基础，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契合，与行业产业领域龙头企业前期合作成效显著，且初步形成多方参与、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构架。
（一）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概况
现代产业学院瞄准新一轮工业革命前沿产业，从现代产业学院所对应的产业来看，主要有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形成的新型产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电路、大数据与新材料等属于新兴产业，其对应的新工科专业类型为新兴工科专业；生物医药、交通运输、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和能源化工属于传统产业转型而成的新型产业，其对应的新工科专业类型为新型工科专业。从现代产业学院对应的产业领域分布来看，智能制造类现代产业学院最多，达11所，其次分别是交通运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产业分布表明现代产业学院与新工科建设要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要求相契合。从地域分布来看，现代产业学院主要分布在新兴产业和新型产业比较密集的东部地区，如江苏省10个，广东省7个，这两省的现代产业学院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中西部省份。从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与运行现状来看，初步形成了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等不同类型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打破了大学二级学院由单一主体管理的局面。企业参与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有所提升，为进一步构建多方协同治理机制提供了前提条件。现代产业学院初步建立了一批多方参与、功能集约和开放共享的专业类或跨专业类实践教学和实习实训平台，为多方协同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奠定基础。
（二）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现状
多方参与且加强不同参与主体间的联系与互动已经成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和发展的共识，一些现代产业学院在实践中正逐步探索多方共治。然而，通过分析首批50所现代产业学院案例发现，其仍然面临一些典型的协同治理问题。
第一，现代产业学院形成机理不明晰，导致其协同治理理念尚未完全形成。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及其运行过程中，不同主体对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尚未形成科学的认识，即现代产业学院为什么要进行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的动力来源是什么以及是否具备了协同治理的必备条件等现实问题有待进一步剖析。因此，揭示现代产业学院形成机理，以明晰其协同治理的现实背景、动力来源和必要条件是形成协同治理理念的前提。
第二，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大学、企业、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跨界协同治理的组织架构应遵循何种构建逻辑亟须进一步明确。现代产业学院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参与主体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然而协同机制的缺位，致使现代产业学院在传统的单一主体管理体制制约下，出现资源分散、稀缺、闲置和低效等问题，使不同的主体难以发挥资源互补优势，最终导致现代产业学院在卓越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等职能的发挥上难以形成合力。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高校、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与企业等尚未建立有效的跨界协同机制，面临多方协同长效机制难以形成的风险。如何打破合作偶然性和形成现代产业学院多方协同的长效机制，需要从产教合作系统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重新审视现代产业学院的协同治理逻辑。
第三，现代产业学院缺少跨组织协同的整体性机制设计。通过分析已经投入运行的现代产业学院案例发现，在不同的参与主体之间建立跨组织的协同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参与主体的共识，且在实践中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如建立各方参与的理事会。然而，这些在实践探索中已经建立的协同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仅能解决现代产业学院在决策、决策执行和利益协调等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问题，且具有非常态化、非结构化和临时性等特点，现代产业学院仍然缺乏基于协同治理共同体的常态化、稳定和跨组织协同的整体性机制。决策、决策执行和利益协调等过程均涉及不同类型的参与主体。跨组织协同的决策机制缺失，导致各参与主体在决策过程中职责和权利不清，不利于现代产业学院发展愿景的凝聚与目标的分解；跨组织协同的执行机制缺失，使资源调动与协同困难；跨组织协同的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容易导致利益分配过程产生摩擦与冲突等。因此，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的实现，要从其运行全过程出发，构建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整体性机制。
二、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
实现各参与主体有责、各参与主体尽责、各参与主体共享成果的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需要各参与主体共同构建多层次结构性机制、多阶段过程性机制和多元化协同性机制。
（一）协同治理共同体的结构构建：多层次结构性机制
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共同体构建意味着其组织结构要从传统的院系科层制转向协同网络制，从而实现由高校的管理协同到多主体的协同治理。
多元主体是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共同体结构的第一特征。现代产业学院治理结构的中心是各个主体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做为中心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委员会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负有学院未来发展战略、协调各方行动的使命，是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者；另一方面，委员会还要发挥动员社会各种力量的作用，尤其是要利用各主体内部的力量来完善治理网络，以实现委员会强大的组织力和凝聚力。
高校负责是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结构的第二特征。高校作为协同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节点，因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专业能力，在协同治理中承担核心责任。第一，高校负责协同主体委员会的战略决策执行和现代产业学院的具体运行，包含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设计、运行规则制定等。第二，现代产业学院以人才培养为核心职能，高校对于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全过程负有绝对核心责任，需要不断探索能够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模式和机制。
各方协同是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共同体结构的第三特征。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占有方和分配方，应通过政策导向激发其他主体参与多方协同治理的能动性。行业协会在共同体中能够作为政府、企业和高校相互沟通的桥梁，提高协同治理共同体的聚合力。
协同治理共同体的结构可通过构建多层次结构性机制来实现，结构性机制是为实现跨组织协同而设计的正式架构。结构性机制的作用在于凝聚参与主体、共享信息、做出决策、执行决策和协调监督等，这就需要建立能够涵盖所有参与主体的协同组织机构，使其积极主动参与决策、执行决策和协调监督等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合作风险，使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实现协同。
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的结构性机制主要包括：决策层、执行层和保障层。决策层主要由决策机构构成，统筹学院整体发展战略的制定和重大事项的决策；执行层主要由平行或纵向执行机构或执行体系构成，主要负责决策机构重大决策和计划的落实和执行；保障层主要由保障机构构成，主要服务于决策过程和决策执行，发挥智囊团或参谋建议的作用。例如，常州大学阿里云大数据学院构建了由各参与主体联合组成的理事会，构成了决策层，是学院建设与发展的咨询、协商、审议与监督机构。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咨询和审议大数据学院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协调各方关系、聚集优势资源、引导学院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理事会下设院长、教学管理与专业建设委员会、管理运营团队和各参与主体相应协调部门等，负责执行理事会的决策，并将决策转化为各参与主体相应部门可执行的具体任务，从而形成现代产业学院的执行层；在保障层方面，构建了阿里云大数据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常州大学阿里云大数据学院初步构建了多方协同治理的结构性机制，但是，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保障性机制层面还应建立有利于各方合作的机构。
（二）协同治理共同体的过程塑造：多阶段过程性机制
各参与主体尽责，就是以协同治理为理念，设计各个主体能够共同参与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现代产业学院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作用，形成治理合力，促进现代产业学院治理目标的实现。
共同体意味着责任，各个参与主体尽责的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共同体的形成，需要构建有利于治理过程塑造的治理机制。第一，在体制维度构建整体性治理框架。明晰参与主体的责任，明确其分工，避免责任与分工不清楚和责权不对等；建立垂直管理与横向协作相结合、经纬交织的治理网络，实现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的集体行动。第二，在内容维度构建“法治—德治—自治”协同机制。法治机制的目的在于明确参与主体的责权，促进协同治理“公”与“私”的有机统一；德治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参与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实现合作与协作，实现协同治理的现实性秩序与境界性秩序的相互促进；自治机制的目的在于提高现代产业学院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实现协同治理参与性与合作性的有效契合。第三，在治理平台层面构建多样化的参与与合作平台。构建协同治理实体平台和“互联网＋协同治理”平台，促进参与各方的合作和协商。
协同治理共同体的过程塑造需要多阶段过程性机制，主要侧重于如何实现协同的程序性安排。过程性机制的主要作用是确定任务、制定程序、确定议程和保障政策效果，如应对跨界问题时的议程和决策程序。从首批50所现代产业学院的现状来看，大多数产业学院建立了各方参与的理事会，但是，很多理事会是一种松散的组织结构，缺少相应的制度和程序作为支撑，同时，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面临很多临时议程和决策，需要设置相应的过程性机制来推进学院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多阶段过程性机制包括议程确定、方案制定程序、决策程序、决策执行程序与结果评估程序等。议程确定主要包含协商总体工作安排，取得共识；方案制定程序包括研讨、方案审议和方案出台的过程；决策程序主要规定了决策的过程以及不同主体在决策中的权利和义务；决策执行程序包括各参与主体启动实施方案、落实方案和完善方案的过程；结果评估程序是对方案实施结果进行评估以确定下一步行动的过程。
（三）协同治理共同体的利益分配：多元化协调性机制
现代产业学院可通过治理体系的统筹安排，形成多元主体价值差异化取向下的一致性利益共识，最终实现利益分配从排他到各参与主体共享。因此，在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中，必须以共享为理念创新利益分配制度，在确保现代产业学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获取个体利益，最终实现善治。
面对现代产业学院多元参与主体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现实，需要明确利益是什么、利益共享机制是什么、利益共享带来什么3个基本问题。利益是什么包括整体利益和各参与主体利益分别是什么，即整体和各参与主体能够获得的利益内容，现代产业学院的产出包括复合型人才、科学技术、科研平台、资金与关系网络等。在共享内容方面，现代产业学院要以发展性为原则，推动利益输出在数量和质量维度上不断突破，使各参与主体共享更多的发展红利。在利益共享机制构建过程中，需要在多元化参与主体共同受益情况下，通过“表达—履权—分配—再分配—相容”的程序，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和责任共同承担的多元主体利益表达、决策参与、利益分配与再分配等机制，实现整体利益与参与主体个体利益的有机统一。现代产业学院需要构建以认同性为理念、在促进各参与主体自身发展的同时形成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促进可持续发展。
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中利益协调作用的发挥要求构建多元化协调性机制，同时制定公正、公平、合理的制度规范，以保证参与主体间利益表达、利益分配过程、利益分配结果的程序性、过程性和结果性公正。从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制药现代产业学院、吉林建筑大学亚泰数字建造产业学院和南通大学通科微电子学院等首批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现状来看，由于处于实现协同治理的初始阶段，这些现代产业学院多元化协调性机制尚未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尚未建立。但是，一些现代产业学院，如河南科技大学智能装备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安徽工程大学机器人现代产业学院等在机制设计中初步构建了多方参与的多元化协调性制度或机制。在未来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多元化协调性机制构建需要引起重视，为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长效机制的构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协同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现代产业学院的协同治理核心。在共同体中能充分实现个体的潜能,以协同治理共同体为理念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重构了传统产教融合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结构性机制、过程性机制和协调性机制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机统一。其中，结构性机制是过程性机制和协调性机制赖以运行的前提，而过程性机制和协调性机制是结构性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且三者之间在运行实践中需要不断调适。
（来源：摘自《现代产业学院协同治理：形成机理、构建逻辑与实现机制》一文，本文有删节；作者：耿乐乐）
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困境及其超越
一、加速时代教育时间的多重困境
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正在造成诸多社会困境和生活危机。正如罗萨对加速社会时间结构的批判所言：“对变动本身的喜欢，看来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可是这个基本原则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它的矛盾：它一方面作为通往真正生活的道路和保证进步的途径，而另一方面又是无限的深渊和吞噬一切的漩涡。”教育是一项引导和辅助生命成长的事业，本质上有别于追求物质进步的事业，当旨在追求物质进步的时间逻辑试图主宰生命成长实践的过程时，就必然与生命成长本身的内在时间逻辑产生冲突，由此造成诸多时间困境。
（一）主观时间焦虑
在加速时代的教育生活中，我们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能够拥有和把握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于是，基础教育阶段就有了“起跑线”“超前”“倒计时”“鸡娃”和“虎妈”等各种教育现象的流行，我们越来越深陷教育时间加速的漩涡之中。随之，时间焦虑的情感体验开始滋生并蔓延。也即“一种合理规划时间、充分利用时间和不能浪费时间的紧张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表现和倾向”,越来越普遍和强烈。
这种主观体验的时间焦虑感，首先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时间匮乏感，即“师生因为对突发或非计划性活动的情绪抵触而形成的时间被挤压和占据的感觉”。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由于高效办学和不断加速的教育改革的现实需要，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经常要去完成大量的突发或非计划性的任务，这些任务通常会挤占计划内的学习或工作时间，由此不断引发师生群体对时间匮乏和紧迫的强烈感受。其次，时间焦虑感还表现为一种时间冲突感，即一种矛盾的、无所适从的时间心理感受。当学校教育中固定时间内的事务类型不断增多，就必然导致“不同活动种类的时间冲突，钟表时间与事件时间的冲突以及个人时间与集体时间的冲突”等，由此引发教师和学生陷入一种矛盾的、茫然的主观时间体验之中。最后，时间焦虑感还表现为一种时间不受控制、自主性丧失的主观感受。加速时代的技术时间模式已成为学校时间制度和规则体系的基础，随之“时间与教育主体的从属关系将呈现出颠倒之势，人的主体性被时间所支配与占据”。
（二）工具时间异化
人类社会中的时间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时间被发现和利用的。历法也好，各种计时方式也好，都是以天地自然运转为参照，与万物自然生息相表里，故而与自然生命的活动过程并不冲突。也就是说，传统时代的工具时间与人的生命及其活动过程是相统一的，时间是克制的，没有逾越其自然的界限，没有打破自然的节律，因而其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宽松的、自由的。然而现代社会以来，在资本主义加速逻辑的推动下，传统的自然时间被现代技术时间所取代，作为范导社会生活秩序和节奏的工具时间越来越强调精确性、统一性、单向线性和客观性等。时间越来越成为一种外在的、独立的力量。“随着现代生活节奏持续地加快，我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我们不再能感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相反，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时间环境：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钟表时间和更先进的测度时间是技术时代的伟大发明，然而“在技术时代，所有的人全都丧失了时间的垄断权—钟表自己行走，越走越精确。工业时代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它的时间体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异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支配着所有人。时间开始显示它的暴政”。
对于现代教育而言，作为一种独立和异在力量的技术时间，一方面既严密规范着教育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也严格控制着教育场域中所有人的生命活动。“学校是技术时代实行时间体制的一个榜样。在学校里，所有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全都加入由铃声、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校历等组成的交响曲中。”当技术时间被加速时代的进步逻辑和效率标准所把控，所有教育时间表的设计和运用就都变成一种强大的让人无法拒绝和掌握的力量，一种独立和异在的力量。
（三）时间伦理失范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要归功于新教伦理及其中蕴涵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节约和珍视时间的伦理。节约和珍视时间的新教伦理观念和要求在现代资本主义运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加速逻辑的重要基础。如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加速社会时间伦理的经典写照，成为现代人内在的时间意识、与时间有关的义务感和责任感的重要内容。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就是从这样的伦理思路中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吸纳和接受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诸多要素和内容，诸如效率、速度、规模、竞争等，这些都成为现代教育伦理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因此，我们看到现代教育伦理对待一切非学习时间就像现代经济伦理对待一切非劳动时间一样，都将其视为一种错误或罪恶。由此导致学习时间对一切可以利用的非学习时间的侵占和剥夺，同时学习时间内部则通过增加更多的学习事务或内容而实现不断压缩，最终实现所谓教育效率的不断攀升。闲暇生活以及闲暇时间作为教育生活和教育时间的重要构成，如今已经失去了其自在的意义和价值，即使被学习时间不断侵占和挤压之后所剩无几的一点闲暇时间也并不具备作为教育时间的蕴涵，而是被当作学习过程的暂停，当作身心能量的恢复时间，如此，它似乎才是正当的、必要的。这些就是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失范的主要症候，时间伦理不是在规范着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教育过程，而是在规范着像经济生活一样的生产过程。由此对于标准化、专门化、快速化的要求就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精神。然而，太强调标准，就没有自由；太强调专门，就没有全面；太强调快速，就违逆了生命的本真。
二、加速时代教育时间困境的超越之路
在加速时代时间逻辑的宰制下，教育时间逐渐疏离生命本身的时间节律，变成一种异化的力量，使得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命成长与知识学习之间、生命成长与道德发展之间等日益失去和谐。生命的独特、高贵与幸福，在教育时间的加速逻辑及其所造成的主观时间焦虑、工具时间异化和时间伦理失范的诸困境中日益沉沦。因此，需要超越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困境，让生命成长过程回归自由和本真的时间秩序。
（一）理念超越：走向“共鸣教育学”
对于现代教育生活而言，由于加速时间逻辑的宰制，导致个体生命深陷“异化”的生存处境和关系状态之中。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教育材料之间，学生、教师与教育制度环境、教育文化环境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等各种教育生活中的关系，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不稳定、陌生化、紧张、对抗乃至冷漠的关系状态和趋向。罗萨认为“如果加速是问题所在，那么共鸣可能是解决方案”。在罗萨看来，“共鸣”意味着对教育主体之间以及教育主体与学习环境之间异化关系状态的克服，它指的是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相互积极回应、自由互动的经验模式。由此，罗萨提出了一种“共鸣教育学”的理念。罗萨认为“共鸣教育”涉及三个要素：教师、学生与教育材料，三者之间构成的“共鸣”关系被其称为“共鸣三角形”，它抵抗的正是加速所造成的“异化三角形”。教育生活要从异化走向“共鸣”，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关系，彼此感兴趣并能在积极互动中体验到自我效能感；教师要建立起与教育材料之间的价值信任关系，使教育材料更具吸引力；学生与教育材料之间也应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公开接触教育材料并被其所感动，相信他们能让教育材料有所变化；学生之间要形成开放的、良好的互动关系”。针对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困境及其克服，由罗萨所开启的“共鸣教育学”的理念或许是教育现实应当致力的改进方向。
（二）制度超越：探索教育减速机制
在加速时代，教育时间制度结合和运用现代时间技术，一方面不断试图将非教育时间剥夺和转化为教育时间，另一方面则不断强化既有的单位教育时间的使用效率，由此成为现代教育时间困境的主要推手。要克服现代教育时间困境，调整现代教育时间制度及其要求，是十分必要的。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已经涉及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时间制度的调整。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归根到底要从教育时间上体现出来，只有学生完成作业和参与校外培训的教育时间得到实质性地减少，“双减”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双减”政策的出台和推行，正是当前我国探索教育减速机制的一个具体实例，也是克服现代教育时间困境的重要方式。当然，要真正从制度层面解决现代教育的时间困境，除了像“双减”政策这样直接对教育生活的时间结构进行调整的机制建设之外，还需要探索对教育评价机制的改革。只有改变急功近利、单一标准化的评价机制，教育生活的节奏才能真正步入正轨。
（三）规范超越：建设教育时间伦理
“从现实角度来说，对时间的伦理关怀，已经成为当代人生存现状的强烈诉求。”对教育领域来说，“面对来自技术、市场和资本等的冲击，现代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始终面临着不仅仅是基本伦理观念层面的道德困惑与冲突，而且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内部，同样面临着基本伦理价值观念的恢复与重建的伦理使命。”教育的时间伦理建设是现代教育伦理建设的重要方面，是积极应对加速时代教育伦理失范的困境与危机的重要思路。总体而言，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伦理建设有两项重要工作。其一，全面审视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中的时间规范对现代教育实践的纠缠和干扰；其二，基于生命主体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核心价值和教育伦理要求，建设现代教育时间伦理观念和规范系统。
正如马克思所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他所要表明的是，在现代社会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生命尺度和积极存在的自由时间是重要基础和前提。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及其背后的加速时间逻辑，借由现代时间技术、时间制度和时间伦理全面侵入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时间和教育时间，由此造成自由时间越来越稀缺，其教育意义和价值也越来越模糊和扭曲，“时间不再是通向生命自由的条件，而是攫取生命能量的手段”。从时间角度看，教育起源于闲暇，而如今，教育却不断试图告别和远离闲暇，由此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消解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根基。故而，对于加速时代而言，教育实践的最大时间难题在于自由时间的缺失，只有重新提出和实践自由时间之于人的发展的教育意义和价值，现代教育的“成人”使命或可不被辜负。就这一点来说，回到马克思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正是马克思最深刻地认识到了时间与人的发展之间的价值逻辑—“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
（来源：摘自《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困境及其超越》，本文有删节；作者：夏剑）
人口和人才的双重红利：高校新建校区对区县人力资本的
影响
随着人才在创新发展、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地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投资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支持新筹建高校和已有高校建设新校区。根据统计，1999—2020年间全国共有大约1400个高校新建校区投入使用，其中新筹建高校的新校区约300余个，已有高校的新校区约1100个。这些新建校区分布在242个城市的566个区县，主要集中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新筹建高校和建设新校区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教育品质，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文化底蕴，还可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政府通常将这些新建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当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新区结合在一起规划建设，以期借助大学的力量更好地促进产学研合作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可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其中的重要机制是高校带来了大规模人力资本扩张，创造了人才红利。
基于此，研究基于三期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利用大学新建校区这一准实验，创新性地在区县层次分析大学新建校区对于所在区县人力资本的影响，从人口的规模、质量、结构三个方面来考察区县人力资本，并进一步从高校办学水平、校区类型和地区差异来分析这一影响的异质性，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新建校区启用扩大了所在区县的总人口规模和迁入人口规模。其效应既包括高校在校生带来的直接效应，也包括伴随着高校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方面，大学校园往往具有上万人的规模，而2020年全国2000余个区县的平均总人口规模不到50万人，这意味着一个大学新建校区启用后，仅在校师生就使得区县人口规模增加2%以上。本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启用一个新建校区使区县人口规模增加7%，这说明高校促进人口规模增加的机制中还可能存在间接效应。大学新校区作为一项重要的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仅可以通过消费效应、知识溢出和人才输送提升区域硬实力，还可以通过文化渠道提升区域软实力。经济渠道方面，首先，大学新校区的在校师生增加了当地消费需求，有助于零售业、住宿餐饮、娱乐业等行业的发展；其次，大学新校区承担着科研创新的功能，作为一个知识溢出的中心，通过吸引知识或技术密集型的企业进入和集聚，进而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最后，大学新校区培养的毕业生更可能留在当地就业，为本地企业输送人才。文化渠道方面，大学新校区的建设启用能够使得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并逐渐形成崇文重教的氛围。所以，新建校区不仅带来了就业机会，也提升了区县的宜居性，从而吸引外来人口流入。
第二，新建校区启用提升了区县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高技能人口占比。其人力资本的提升有两个直接来源，一是供给侧方面在校大学生规模增加以及新建校区培养的大学毕业生本地就业，二是需求侧方面新建校区作为知识溢出中心，吸引了其他地区的高学历人口就业。除此之外，长期看，新建校区促进了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家庭的工资收入，加上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家庭会更有资本和动力进行教育投资，这也有利于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
第三，新建校区启用促进了产业升级，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增加。如前述分析，新建校区产生的消费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能够直接促进第三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提升相应产业从业人口的占比。
（来源：摘自《人口和人才的双重红利:高校新建校区对区县人力资本的影响》，本文有删节；作者：肖烨,曹宇莲,哈巍）
我国一流大学办学效率会更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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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与结果
研究基于政府财政投入视角，运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了我国32所一流大学（部分第一轮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2015-2019年的办学效率及其变动，并运用双边模型与28所其他高校（其他教育部直属综合类高校）办学效率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示，与其他28所高校相比，32所一流大学办学效率并未呈现明显的优势：2015年、2016年两组学校办学效率值无差异，2017年、2018年一流大学办学效率高于其他高校，但在2019年又被其他高校反超。集中大量资源投入的一流大学在办学效率上并未远超其他高校，没有出现高投入带来高效率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是规模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资源跟着规模走，而一流大学尚处在“粗放”发展模式下，缺乏自觉提高办学资源绩效的内在动力,未能充分利用资源，甚至存在资源浪费现象，大量的资源投入只在一定阶段刺激高校的产出，尚未实现产出的持续增长和内涵式发展。因此，有必要改变目前资源配置模式，通过对一流大学开展动态评价和监督，持续关注高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率，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2017年，关于“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办法》要求加强动态管理，实现中期和期末评价，并将自评和第三方评价相结合。2018年教育部等部门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督导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统筹近期目标与长远规划，实现以质量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启示与建议
基于政府财政投入角度对我国一流大学及与其他高校办学效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一是我国一流大学之间办学效率差异较小。二是我国一流大学在2015-2019年办学效率年平均下降1%,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指数下降，表明我国一流大学办学方式改进不足、发展创新不足，缺乏突破与新的增长点。三是我国一流大学办学效率与其他高校相比并无明显优势。2015年、2016年一流大学和其他高校办学效率值无差异，2017年、2018年两年高于其他高校，但在2019年又被其他高校反超，基于此提出以下思考。
(一)高校自主：加快技术创新，发动创新“引擎”
大学的内涵式发展是以大学本质属性要求及大学发展内在规律为驱动，以大学内部诸要素高效开发利用为基础，以提升大学发展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为目的的一种发展模式。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实现高校内部诸要素高效开发利用的必要路径，也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本研究发现，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技术进步指数下降是导致一流大学整体办学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14所一流大学在5年内技术进步指数均小于1,说明这些高校创新和突破不足，发展活力尚未充分激发。要实现技术进步和创新，政府要落实“放管服”政策，给予高校充分自主权，激励高校自主办学，不断实现创新和突破，保证高校的办学特色和水平。一是高校要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新的发展活力。不断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加强顶层设计，促进职能部门协同，扩大学院自主权，鼓励师生参与高校治理，充分激发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建立开放竞争、充满活力的内生式发展模式。二是高校要促进多学科知识融合，创新学科组织模式，优化学科布局和管理架构。高校在建设好传统优势学科的同时，要打破学科知识产出的体制制约，探索跨学科教育和科研组织发展，促进多学科知识的渗透和融合，构建完善的学科链与学科共生系统，使不同学科有机联系、相互滋养,在学科融合中不断创新，探索新的突破点。三是加快智能化校园建设。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设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平台，消除数据孤岛现象，实现数据共享，推动教育治理模式变革，提高管理和服务效率，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优化技术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二)政策优化：坚持效率导向，合理分配“蛋糕”
高等教育活动过程是形成各种产出和各种资源消耗相统一的过程，资源配置是调整和引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提高高等教育绩效，关键在于资源配置的改革创新。我国“双一流”建设基本由政府发起并支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政府可以根据某些分配规定把资源分配给院校”。政府主导具有力度大、见效快的特点，我国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力加大对一流大学的支持，各地政府更是掀起一股投入竞争浪潮。但是研究结果显示，在大量资源投入下，一流大学办学效率并未优于其他高校，较高投入并未带来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存在重复投入、资源浪费的情况。因此，在资源配置中，一是要处理好一流大学与其他高校的资源投入问题，切好教育资源这块“蛋糕”。在支持一流大学建设的同时，也要保证对其他高校的投入，避免由于资源跟着规模走而导致财政投入过分集中和利用效率低下的情况，努力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二是政府要坚持效率导向。资源投入应该依据高校的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和成果转化情况，而不是高校的办学规模、历史身份和行政地位；也可将经费投入与高校办学效率挂钩，促进高校不断提高产出和办学效率，使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三是要因校制宜，根据高校规模收益状态采取差异化资源分配策略。研究表明，不同高校处于不同的规模收益状态，对于规模收益处于递增状态的高校如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可在此基础上增加资源投入，缩小与资源配置最佳规模的差距，以逐渐实现帕累托效率最优；对于规模收入递减的高校，如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可适当减少资源投入，努力实现规模效率。
(三)第三方参与：完善评价机制，打破身份固化“藩篱”
伯顿·克拉克指出，“各个院校通过在市场上竞争包括高质量学生、优秀教师和科研人员、研究资助、学术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声誉，在上述市场所取得的成功又将决定他们未来的声誉和地位”。“双一流”动态评价机制可激发高校危机意识，进而促进竞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由于第三方评价的中立性和专业性，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双一流”建设虽然引入第三方评价，但并未强调政府、高校和第三方评估组织等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商问题，在行政问责评估模式下，管理者仍有较大权力，忽视其他主体的价值需求,第三方评估的专业性并未充分发挥。因此，“双一流”建设要进一步完善第三方评价机制，弱化行政力量，政府承担组织和监督职责，评价实施以专家委员会为主。在评价标准制定、体系构建中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并由专家对建设成果进行鉴定，对建设成果不达标的高校给予警示并缩减支持力度，甚至调整出建设范围，以此促进高校不断改进办学方式，形成“能进能出”的动态调整机制，打破高校身份固化的“藩篱”,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
（来源：摘自《我国一流大学办学效率会更高吗?——基于政府财政投入视角》，本文有删节；任珺楠, 李瑛）
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高校应主动作为
高校是人才聚集和科技创新的高地，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衔接不够紧密、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产学研合作深度不够等短板与瓶颈。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这一重要指示，为畅通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指明了方向。高校要积极对接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大基础研究原创技术攻关，完善协同联动机制，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匹配度、科技创新的贡献度、社会服务的显示度，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精准对接，技术资本与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顺畅流动以及教育与科技、产业、人才的相互赋能。
一是在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中提高人才培养的匹配度，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精准对接。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目前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产业需求匹配不够紧密，新型学科专业缺乏，一些培养方案、教材体系、教学方式滞后于行业产业实际，亟须优化布局、深化改革。为此，高校要快速响应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物联网、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需要，推动传统学科专业迭代升级，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布局具有跨界、前沿、未来特征的专业，及时更新教育教学内容。同时，邀请科研院所、企业单位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开展顶岗实习实训、项目孵化等训练，深化场景式、项目式教学模式和育人机制改革，充分掌握产业前沿技术，推动“岗课赛证”融通，解决好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关系，大力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精准对接、有效配置和相互促进。
二是在加强原创技术攻关中提高科技创新的贡献度，实现技术资本与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顺畅流动。近年来，高校与地方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单位联合共建了一系列产业学院、研究院、创新中心、产学研基地等合作载体，为推动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一些平台还存在发展定位不清、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市场运作能力不强等问题，亟待加强知识流动和创新。为此，高校要优化整合原有产学研机构，激发内在潜力，开展有组织科研，瞄准国家战略和企业急需，成立工作专班，与科研院所、企业单位协同建立创新联合体，开展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关，让创新和创造力竞相奔涌，力争产出一批有重大学术影响力和行业产业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推动技术资本与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顺畅流动。政府也要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审批环节，着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同时，高校要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职称评聘条件，破解科研人员不想、不愿转化的动力不足问题。
三是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中提高社会服务的显示度，实现教育与科技、产业、人才的相互赋能。由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的工作人员分属不同单位，时常出现信息沟通不及时、利益分配不合理、协作合力不够强等问题，亟须畅通联络和有效协同。为此，高校要探索实施联合创新中心科研攻关模式、项目经理制模式、专业基金产业孵化模式等产学研合作模式，强化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方专长，满足各方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技术指导、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需求，形成创新共同体。同时，做好各方在合作中的分工及利益分配，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强化科研人员激励中的知识价值导向，充分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管理的价值。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构建多方共建联动机制，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形成共建共治共管共享的良好局面，推动教育与科技、产业、人才相互支撑和相互赋能，实现各方面的协同联动、深度融合。
（来源：《光明日报》)
善作善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代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科技创新需要人才来推动，而人才培养依靠教育来实现。因此，我们要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推进，善作善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陈雨露代表说，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的关键引擎，应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引领作用，提供有力支撑。高校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养创新人才;二是加快原创性科技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能;三是推动产学研一体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全链条支撑;四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为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提供智力支持。
谈及南开大学在这四个方面的实践，陈雨露代表介绍，在人才培养方面，南开大学坚持爱国主义传统，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统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以古今贯通、中外融汇、文理交叉来培养学生“三维融通”。在发挥传统学科优势中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中打造复合型人才特色班，形成了“南开卓越公能人才培养体系3.0”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我们正在发挥学科优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养急需人才。比如，建设中国特色科技金融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迫切需要，南开大学发挥金融学科优势，在金融专硕项目中开辟‘技术转移与科创金融’新方向，致力于培养复合型、国际化的科技成果转化领军人才。”
在科技创新方面，南开大学积极对标国际一流、强化特色优势、前瞻优化布局，统筹谋划建设“新物质创造”“认知科学”“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四大交叉学科群。陈雨露代表说，通过建设国家级交叉学科中心、创新交叉学科建设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南开大学正在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作用和有组织科研的“加速器”作用，进一步强化战略科学家人才培养导向、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推动产生原创性、突破性重大成果。周其林院士领衔的“高效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发现”已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还有多项成果应用于问天实验舱、泛终端芯片、动力电池、微操作机器人系统等重大领域。
在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南开大学利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发展机遇，打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2023年与10余家银行和创业投资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推动成立南开校友新开湖基金，以科技金融助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在津转化孵化。“截至2023年年底，南开大学已在天开园核心区引入注册企业130余家，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陈雨露代表介绍。
“在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方面，南开大学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综合优势，瞄准国家高端智库目标，建立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聚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交叉学科群，设立京津冀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国家治理与国家安全、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主攻方向，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制度建设方面提供智力支撑。”陈雨露代表说。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南开大学要深刻认知自己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的角色与责任，发挥优势，善作善成。”陈雨露代表表示。
（来源：《光明日报》)
让医药大数据赋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近年来国家对于健康医疗大数据行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规划方案。从区域层面看，有关部门也启动了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国家试点工程建设试点。但是，当下我国医药大数据资源广泛分布在各级医院、卫健委、医保局、药品监督管理局、疾控中心等相关机构。“数据统筹管理、数据标准化、数据安全、数据隐私等方面存在不小的挑战，导致医药大数据整合、数据的有效应用和医学转化受限。”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韩峰说，加快医药大数据公共平台建设与共享利用，将成为推动我国生命健康与医疗领域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
韩峰建议，首先，建立健全医药大数据管理与共享机制。应由国家数据局牵头建立国家级医药卫生数据库及其共享平台，负责顶层设计及医药数据的统筹管理和整合工作，并制定统一的医药数据纳入和注释标准，确保数据的规范化、互通互用，降低数据集成的复杂性，提高使用效率，加快开展可复制推广的“示范点”建设。
其次，拓展“健康需求”导向的医药大数据应用场景。应继续围绕人民生命健康和市场需求拓展医药大数据应用场景，瞄准医学精准诊疗、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医疗保险等相关行业，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发应用型新技术，加强在医疗虚拟仿真、药物研发数字化、智慧健康管理、基因筛查等医疗健康领域的落地应用。
其三，建设“政产学研医”协同的医药大数据高质量发展生态。针对医药大数据公共平台建设和服务数字化经济创新发展目前的堵点问题，加强各省数据局医药卫生数字经济专班建设，解决数据共享和医学转化落地时的具体问题。应注重医药大数据方面的人才培养，加大医科院校开设医学数据科学、药学信息等专业支持力度，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破解人才短缺困境。同时，加强“政产学研医”互动，鼓励投资机构布局医药大数据和医药数字技术新领域，赋能经济发展，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来源：《中国科学报》）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与华为公司签署深化合作协议
1月23日，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广东东莞举行，成都大学党委书记刘强，党委常委、副校长、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刘娅，华为中国政企教育医疗系统部总裁卢永平出席出席仪式，见证签约。成都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进与华为四川政企成都业务总经理南国辉作为双方代表签约。
刘娅表示，在新一轮国家新基建大背景下，成大附院面临智慧医疗、智慧医院、智慧治理转型发展，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华为在智慧健康领域所作出的努力、技术赋能和先进的理念，对于成大附院有着深刻的吸引力。成大附院与华为一直以来保持着良好的业务交流和学术探讨，是互信的合作伙伴。本次签约过程中，双方围绕着教育医疗数字化转型、校企产教融合、大模型助力教育医疗质量提升、医学数字技术应用与联合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实现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资源共享以及成大附院未来的数字化建设工作提供强大助力。
根据协议，成大附院与华为将发挥双方优势，促进互联网+医疗应用场景研发和应用。医院发挥医工交叉研究和技术创新优势，基于国家和行业层面组织关键技术研发、标准规范的制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推广服务；华为发挥信息化领域专业技术优势，积极支撑医工交叉研究，促进医工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和科研项目转化应用。双方将共同探索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的创新融合，优化完善现有互联网医院架构，展开多层次人才交流与培养，并持续推进资源整合与服务质量提升，打造医疗领域创新示范点。
此次深化合作协议的签署，是成大附院与华为深度推进产教融合、资源整合的重要一步，将加快推动智慧医院、互联网医院建设，不断提高医院信息化水平，同时将推进建设一流健康产业学院，打造“智慧成大附院”名片，助力“健康成都”“健康中国”建设。
（来源：成都大学新闻网）
人工智能变成南大学生必修课？
2月27日，南京大学宣布面向全体本科新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在全国高校首开先河。
南京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王骏告诉新京报记者，课程将作为每一个南大学生的必修要求，在2024年秋季学期针对全体新生正式推出。南京大学将建设“1+X+Y”三层次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以1门必修的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X门人工智能素养课+Y门各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前沿拓展课为基础，从知识、能力、价值观与伦理三个维度开展教育教学，并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这一课程体系的设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未来将如何在教学中具体执行？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有哪些区别？针对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负责人。
新京报：南京大学从何时开始筹备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
王骏：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是一个受到很长时间关注的议题。事实上，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和沉淀。
2018年，南京大学在C9高校中率先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并发布了全国首份《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从那时起，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开始成为南京大学教育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时代需求，南京大学还于2022年在苏州校区新设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和智能软件与工程学院，进一步提升和拓展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能力。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南京大学，越来越多其他专业的教师、学生开始涉足人工智能方法的研究和学习，使用AIforScience和AIforHass(“HASS”指的是“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开展学习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更广的范畴开展人工智能素养和能力的教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自202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通过不同渠道展开调研，听取了多领域专家、教师、学生的意见。我们认为，目前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恰逢其时，也迫在眉睫。南京大学组织了跨学科的教学科研力量，针对人工智能通识的内涵和外延、课程设置方式、教学过程的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研议，并在2024年新学期伊始全面启动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建设工作。
新京报：为什么要将人工智能纳入通识课程体系？
王骏：当前，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已经深入到人们的工作、学习等方方面面，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很多行业以超乎预期的方式改变着人类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快速发展，其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学术范畴，越来越成为与每个人生活和工作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此外，伴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舆论中也形成了对于人工智能多样化的认知。这也对推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人工智能核心素养应当成为智能时代，每一位当代大学生都要具备的基本要求。这也是我们探索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新京报：“1+X+Y”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王骏：这份方案是在南京大学党委领导下，由本科生院牵头，组织了包括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教育学、哲学、物理、电子、生物等在内的多领域专家，成立了建设委员会，共同研讨形成的。
其中，“1门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我们所处的智能时代。“X门人工智能素养课”将发挥南京大学在计算机、软件等专业学科及文理综合性的优势，开设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基本思维、基本技能的基础课，和关于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课，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在数字人文、数字经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Y门各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前沿拓展课”将以“课程+项目”为主要形式，让学生直接进驻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头部企业等产业平台，亲身体验和参与最前沿的科学研究项目。
“1+X+Y”三层次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
新京报：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课程体系？作为在国内首先开设的课程体系，学校有没有什么参考和依照？
王骏：考虑到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对于课程的学习需求也不同，不可能用一门课达成所有的通识目标。而简单地进行多门课程选修组合，也可能造成相关培养目标的缺失。因此我们决定构建“1+X+Y”这样有总有分的课程结构，在满足核心素养基本要求的同时，兼顾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系统化、多层次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是南京大学首先尝试去探索的领域。其中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南京大学多年来一脉相承的。在具体课程体系设计中，建设组专家结合各自背景，并研议了联合国、教育部的相关报告，以及一些研究论文等，最终形成了当前的总体建设方案。
新京报：如今，人们对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AI大模型关注度非常高。在教学中，是否会让学生使用一些前沿的AI工具进行实践？
王骏：实践是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们在各个层次的课程中都会有相应实践内容，包括大语言模型运用等多种实践内容。这部分已经与部分企业进行接洽，将与阿里云、百度、华为等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头部企业多方合作，开发支撑人工智能教学和考核的智能化工具。
新京报：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与人工智能专业学生的专业课程有什么不同？
王骏：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通识素养不同于人工智能专业要求。通识素养是作为智能时代的劳动者应当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知识、技能和价值观。而人工智能专业教育更多偏重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创造，涉及更为精深的数学、信息学、计算机等知识和技能。这两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如何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人工智能、运用人工智能。
新京报：通识课程面向全体本科新生。在你看来，尤其对于文科的学生而言，学习人工智能课程是否有必要？
王骏：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在很多日常工作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在文科领域也已经有了突出的应用。在南京大学，很多文科专业，包括哲学、英语、中文、历史等基础文科，以及金融、法律、社会学、新闻等都与人工智能有密切合作。不仅是运用AI工具进行学习研究，也在为新一代智能技术发展贡献思想和内容。我们认为文科学生学习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也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新京报：这部分课程将会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还是选修课程？将于何时正式推出？
王骏：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是对每一个南大学生的必修要求。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不是一门程序设计加强课，并不要求每一位同学都成为人工智能专家。我们会兼顾学生的背景和兴趣，通过课程设计和人工智能工具的赋能，尽量实现个性化的教学，保证核心素养的培养和达成。同时，对于计算机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我们也会通过先修营等方式为他们提供学习的支撑和帮助。
根据计划，我们将在2024年秋季学期针对全体新生正式推出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同步根据建设进度推出系列人工智能素养课和前沿拓展课程。我们会按照计划需求，不断完善、提升和建设相关课程体系，保证整个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在“十四五”期间初具规模。
（来源：《新京报》）
